巴金走了，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著作，这部书里，老人以其一世纪的人生经验，以说真话的真诚态度，审视历史，剖析自身，以最直白的语言，把他一生追求完美，追寻进步的理想，还有他和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人生际遇，最真实地呈现给了我们，他痛苦的回忆，深刻的反思，不仅揭露极左思想给那个时代带来的荒谬和罪恶，也勇敢地反思着自己曾经的人格扭曲……

　　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数不胜数的优秀文字作品传诸于世，但自明清严酷的文字狱，更经以言论治罪，以思想治罪，甚至以莫须有的腹诽治罪年代的洗劫，肯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人和文字，真是少之又少了，因此，一部提倡说真话，践行说真话的《随想录》，更显难得和可贵。

　　《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讲心里话的好书，老人在书中反思、鞭挞和忏悔，不少谈论《随想录》的文章，都把注意点放在了有关揭露和鞭挞的层面上，其实在这部书里，更多的是老人真诚的反思和忏悔，反思那个把人变为兽的时代，究竟是如何的扭曲泯灭了人们的人性和良心，残忍的兽性是怎样堂而皇之的占据了人们的身心……而在揭露和鞭挞方面，老人其实仍然是有所顾忌的，因此也少有直达本质的断然抨击，《随想录》手稿研究者发现，比对手稿和发表文字的异同处，可看到“巴金不是无所顾忌在发言，他的许多话到了嘴边还是留了三分的，当个人话语与现实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了回避，用曲笔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谈论那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话题时，他要么呑呑吐吐，要么是在手稿上一改再改，”①正如老人在书中所言：“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②“……处处时时都有人堵我的嘴，拉我的手。”③我当然不能责怪巴金老人，毕竟“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④，老人已经尽力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也有许多很不优秀的传统。在赫赫威势的统治者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甘为附庸，甘为轿夫和吹鼓手，便是其中之一。文革十年，一场摧残文化，摧残文明和良知的浩劫，当恶梦醒来，控诉和揭露的文字曾经铺天盖地，却鲜见自我反省的篇什，鲜见剖析形成悲剧的社会条件和体制根源的文字，更鲜见对****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分析和揭露的文字。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曾经蒙受的苦难，就仅仅是不堪回首的无妄之灾。而说什么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之类的话，就仅仅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而已。

　　其实在那令人恐怖的年代，集权制度和至高无上的领袖个人意志，仅仅是形成悲剧的部分原因，当时中国的整个政治人文环境才是悲剧能够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为什么疯狂的领袖一声令下， 亿万人民一夜之间就进入了颠狂状态，为什么领袖一声号令，原本良善的人们就很快曽性上身，为什么曾经亲密的朋友、和睦的邻里、友善的同事，一夜之间就能反目成仇；为什么每一次政治运动，人们都会那么狂热的响应，并且不仅仅止于执行上级旨意，而且总是创造性的为恶和迫害他人……

　　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几乎人人都曾遭受迫害，但扪心自问，自己在遭受迫害之前、之中、之后，是否也曾被迫的，违心的、甚而自发的迫害过他人，是否也曾经有过人格扭曲，良心泯灭的时候……是否也曾在运动来临时，争先恐后的把别人推举为运动的对立面……严冬过去，在控诉的声音中，似乎人人都只是受害者，个个都不曾害过人，能如巴金般反思、忏悔，把自己曾经扭曲的内心剖析给人看的，实在是太少了。

　　更有一些高明者，隐去自己当年曾经为虎作伥的丑行，扮出一付宽容超然的嘴脸，唱着苦难才是人生最好教师的调调，以谈宽恕，谈既往不究的方式，向人们夸示自己的大度和高妙人品。这种人，或许当真也是有着深厚学养的知识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作为知识者，尤其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知识者，最主要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思考，带来社会进步的思想，就是用自己的笔，揭露罪恶，鞭挞黑暗和腐败，那些受尽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仍不忘诚惶诚恐地仆俯于尘埃之中，山呼“吾皇圣明，臣罪当诛”者们，真是太可怜了。

　　善良的人们永远都应该清醒，“宽恕”和“既往不咎”，只能是在施害者己彻底忏悔和失去了重新施害能力的时候，只能是受害者已站立起来，有能力抗击施害的暴力时，才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美德，否则，不过是弱者在强暴者面前，退让屈服的可耻遮羞布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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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