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理论上说，历史的原貌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复原的，正像碎陶片只能复原出陶器的形状而不能变成原物本身一样，历史事件的还原也只能还原出结构的真实而无法还原出过程的真实。但结构的真实却是我们通向历史的惟一路径，也是我们可以追求的较为现实的目标。在诗史研究中，这种结构的描述和还原，即概括诗史某一时段、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家独特而影响深远的创作方式的特征，就成为对创作范式的揭示。即使是在文献足征的时候，它也是更本质地把握诗史之内在逻辑的需要。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中，从托马斯·库恩（T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移植过来的“范式”（Paradigm）概念，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在古典文学领域却未引起多少反响。王兆鹏《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一文讨论宋词史上苏东坡体的独创意义，其研究本身就有某种独创意义。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阐述刘长卿诗歌创作中显示出的唐诗范式演变的轨迹，也是有意识地进行范式研究的尝试之作。而更多的此类研究则存在于文体学、类型学的研究中。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诗史研究一个突出的倾向是以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宋代的七言古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为代表的分体诗史研究的流行。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古典诗歌一向有非常具体的体制要求，元代诗学已很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总结，分体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体自身的成长和诗人在艺术创造上的贡献。不过，令人稍觉遗憾的是，上述几部着作都注力于作家艺术特色和风格的分析，而较少扣住文体自身的发育过程来谈作家对文体资源的开发，从而使史的描述显得较为平面。我们参读一下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二文的论述，就会感到上述着作在文体史把握上的不足。

    由逻辑向历史的转型，在形式上体现为对事实发现的追求，而实质上意味着对意义的探寻。因为，事件作为文学史的基本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意味着对其意义的肯定。当我们不是以狭隘的艺术观念看待文学史，只盯着少数进步作家，而是从文学创作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待文学史上的众多作家时，就会看到许多以往为我们忽视的内容。比如，通过研究大历十才子和江东皎然等人的创作及 王维与大历诗人的交往，赵昌平发现了 王维在唐诗史演进中的重要影响，从而对其诗史意义与价值作出新的判断。又如，一向很少为人提到的权德舆，蒋寅在仔细梳理贞元八年前后诗坛人物代谢、盟主代兴的细节后，发现贞元中曾出现以权德舆为核心的台阁唱和及由此而兴起的游戏诗风，通过揭示权德舆对贞元诗坛不同寻常的意义及对元和诗坛的影响，一段湮没已久的贞元诗史重新又浮现出来。事件的发现也就是意义的发现，表面上是事件的发现改变了历史叙述，其实是意义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链环的知识和理解。而这种意义发现一般是不可能通过个别作家的研究来达到的，它更依赖于时段的研究，依赖于对作家群体及其时间、空间关系的深刻揭示。正是这种对新问题的发现和揭示，深化了我们对诗史的描述。

    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诗史研究，可以列举出很多独到的思路、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结论，开列出一系列足以令人自豪的成绩。但限于篇幅，我不能继续谈这些了，因为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第一是诗史观念问题。诗史的发掘和建构取决于研究者的史观，在由逻辑回归历史的思潮中，也存在着另一种植根于历史逻辑主义信念的诗史建构，从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到钱志熙最近发表的《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种规律》（《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一文都可以看到这种努力。他们都从黑格尔-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出发，希望找到解开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王钟陵似乎混淆了历史概念作为时间过程和符号记录的区别，于是认定历史具有客观和主观两重性，客观性成为他追寻历史规律、阐释因果律的逻辑前提，而主观性则给他按一定的理论模式建立诗史秩序以理论依据。这种历史观念植根于中国阴阳二元论的自然观，又接受了历史唯物论的发展观，往往将文学史的动力理解为两种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看上去很有辩证色彩，其实逻辑前提已落入先验的决定论模式。就像钱志熙论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矛盾统一，首先以中国古典诗歌具有表现的传统、西方诗歌具有再现的传统这一判断为前提，实际上这一逻辑起点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虽然它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者津津乐道的常谈。只要审核一下这一结论的根据，我们就知道，论者仅将亚里士多德《诗学》作为西方诗学的代表，而全未顾及西方抒 情诗传统中的表现观念及其学说。在这武断的大前提下做进一步的推论，当然就很难令人信服。第二是研究力量的投入问题。尽管在由逻辑回归历史的学术转型中，研究者注目的问题点已远远多于已往，不仅一些属于时代主潮而为我们忽略的诗史问题，如齐梁宫体诗风、大历诗风、南宋江湖诗风、明代的复古思潮等得到应有的关注，就连上古史诗、汉魏六朝郊庙乐章、辽金诗歌、明清散曲、同光体这类处于边缘位置的诗史问题也进入了学术的视野。但从整体上说，我们关注的焦点仍只是杰出作家，内容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几部书，就连明代前后七子都未得到认真的研究。而这些问题不加以研究，诗史就永远是残缺的，永远不会丰富起来。即以唐诗、宋词来说，为什么宏观的成果与个案研究相比显得那么不相称？为什么新近出版的一些六朝、唐宋、清代诗史、诗论着作，章节标题新颖而内容却缺乏新意？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时段研究的基础薄弱。勿庸讳言，即使是集中了许多研究者的唐诗、宋词，也仍有许多作家、作品未被认真地阅读过。写来写去，老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个问题。这不只是观念的问题，也有学风问题。从赵昌平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来看，相信他的唐诗史问世，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内容，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