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卅二章）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廿八章）

    遍润天下万有的「大道」，原来是素朴无名的，在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作用中，天地正位，四时有序，万物均和。因此，担负天下之任开物成务的侯王，即令应人文进化之需，散朴为器，立官长，别伦秩，分百工，却因为「知止」「不殆」，始终保有「大制不割」的人间和谐。可是，当人类文明益趋熟烂，面对千差万殊的名器世间，人心遂不免「循名而忘朴，逐末而丧本」[19],演为无穷的追逐与对立，而文明的进步也就是走向自我否定的危殆命运。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为什么一再揭举「道隐无名」之旨，正是要破斥吾人心灵对名器的执取，而长保虚静自主活活泼泼的创造性，因为惟有心灵常驻虚灵无碍的境界，一切价值的实现才能可久可大，文明创造的生机才能绵绵若存地不断贯注到人间世界之中。

    果如前述，当我们顺周文疲弊来理解老子哲学的基本关怀之后，我们发现，老子围绕着「道」一概念所展开的五千言，与其视之为一套近似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体系，旨在说明「个别存有物的产生与构成」（the produc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a being），勿宁将之理解为一套回应当时世界观、价值观危机、深具存有学理趣的「文化治疗学」（ontological therapy of culture）。这套哲学智慧的特色在于：

    1.较诸当时儒、墨的显学，老子的精彩是对当时文明根源性的诊断与治疗，而非新价值规范的建构与制立；

    2.再较诸西方形上学的思考来看，则老子以「道」为首出的思想，不但「存有」与「价值」同一，而且「思惟」与「实践」也是同一的。

    只是，尚待我们深究的，这种深具存有学理趣的文化治疗学，在科技文明如此昌盛的时代中，它的诊断与处方是什么？

    四、「存有」vs.「道」：道家对当代文明的诊断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一个时代比廿世纪更富足，也没有那一个时代比今天更贫乏。对于未来人类文化的前景，现代人一方面觉得充满了希望光明，另一方面又感到黯淡沮丧。事实上，廿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由科技的更新来主导的。科技在廿世纪的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打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樊篱。都市文明的兴起，已经使旧有的生活秩序解体，但是在交通、信息工具急速的变迁与进步下，就是任何族群与国家，也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现代人注定要在与「它者」（the other）的相遇中，一方面寻找自我的定位，另一方面建立互动共存的行为规范。因此，现代文明的困境，不是人类行为没有规范可以咨询，而是「谁」的规范，足以为「地球村」的生命共同体订定行为的准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比廿世纪的现代人更加困惑与迷惘的了。

    尤有进者，现代科技的进步，虽然可以将人送到太空，但是科技在经济进步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却逐渐使人不能存活于地球之上。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早已使人怀疑科技的更新，果可拯救科技带来的灾难。自然界强劲而无情的反扑，不啻让现代人再次经验到「它者」。但是，令现代人困惑的是，科学不是一直是廿世纪人类最有自信的成就吗？为什么拥有「真理」与「知识」光环的科学，愈来愈不了解它所居住的自然界，或地球。是不是我们自傲的科学，一开始就将自然界过度简化为某种特定认知模式下的「对象」，忽略了自然其实也有它永远拒绝被化约的尊严。廿世纪晚期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兴起，正说明了廿世纪文明的这种困境，即：在「它者」拒绝被化约为「我」或「我们」的情况下，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自然？都成为一些迫切等待重新思索的问题。换言之，存有的再探索与新伦理的重建，已经成为廿一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

    廿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心灵爱因斯坦，就曾经感叹过：

    为什么成果若是辉煌的应用科学，它减少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较前容易，但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呢？[20]

    是的！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呢？科技难道不是我们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奋斗才创造出来的辉煌成果？它不曾经是无数高贵的心灵用生命、智慧来灌溉的一片园地？为什么它硕大饱满的果实不能解除现代心灵的困惑、焦虑？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成为不快乐的现代人？这一连串地质疑，显然只有在科技之外，乞灵于人类所有经验予以整体透视的哲学智慧，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据我们所知，在廿世纪风起云涌的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可能是最能忠于这个时代感受的哲学。

    存在主义的兴起，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简单说来，主要是源于哲学家意识到科技文明对传统世界观的冲激，已然使得现代人在存在意义的摄受上，陷入四不挂搭，无家可归的命运中。

    根据唐君毅先生在《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化 教育问题》一文中的分析[21],所谓「四不挂搭」，也就是指当代西方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存在危机而言。其具体涵意，又可已还原到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作以下的说明：

    1.上不在天：这是指十九世纪以来，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在诸神引退的情况下，西方人顿失神圣超越世界的向往与庇护。

    2.下不在地：文艺复兴以来，数学物理学的顺利发展，使科技理性一枝独秀，自然世界沦为科技理性认知与征服的「对象」，甚至成为仅具工具价值的「资源」，不再呈现可供人类心灵「修、游、藏、息」的情趣。

    3.外不在人：产业革命之后，工商企业的发达，都市文明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结构，传统的人际关系转化为组织分工的角色互动，相照相温的人间情感，完全由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取代。

    4.内不在己：继天、地、人的相继失落，在俗众文化的泛滥流行中，人类原本宁静自足的心灵，也拱手让给争奇斗艳的意识型态，沦为纷扰不安的战场。

    换言之，存在主义之所以重视人之具体存在，并且对当代文明展开严厉的批判，正是因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人的困境，根本是一个因为科技理性独大所造成的世界观危机，一个因天、地、人、我四方共命结构日趋瓦解而来的冲激。因此，以海德格为例，当代哲学的首要课题不是什么别的，主要就是回到滋生一切意义理解的根源──「存有」，重建天、地、人、我之间的沟通、互动的网络，使西方文明再次得到活水源头的滋润。

    对海德格而言，「存有」，其实也就是他终其一生的惟一课题。但什么是「存有」？我们虽然在他的着作中，并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他各阶段从不同角度对「存有」的阐明，我们却可以获得一个崭新的历史的视野，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廿世纪的科技文明，是如何从它希腊的源头，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目前，基于篇幅考虑，我们无法重述海德格解构西方历史的细节，但可以断定的是：海德格不但认为廿世纪的科技有其希腊的源头，是柏拉图以降西方古典形上学在当代文明中的结晶与完成；而且无论是希腊的形上学，还是廿世纪的科技，基本上，都是昧于「存有学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一种对「存有的遗忘」（oblivion of being）[22].

    我们从海德格的代表作《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即可知道，「存有」不是「存有物」，而是「开显」（to disclose）存有物为「如是」（…is, are…）存有物的意义根源[23].但是，长期以来，西方的哲学家却遗忘这项基本差异，不是将「存有」顺因果思考理解为「第一因」、「上帝」，再不顺先验哲学的进路，理解为表象世界的超越根据──「主体性」。尤有进者，当人类文明进入科技时代之后，现代人更循者科技的本质──「框架」（Ge-Stell），将人与物均强迫性地摆置为等待消耗的资源贮存物。这种极端窄化的开显方式，不但组阻绝了人与存有的联系，使得人无法让事物如其所是的呈现出它丰盈的意义；而且更危险的是，它也可能使得人退堕为资源，或狂妄的自认为是自然界的主人[24].因此，晚期的海德格，频频致意于「艺术」（art）这样的课题，企图通过字源的追溯及艺术作品根源性的分析，指出我们只有回到「艺术」的本质──「让存有物如其所是」（letting things be），这才可能为廿世纪科技时代的危机，找到救赎的力量[25].

    根据萧师毅即海德格早年学生Heinrich Petzet的说法[26],海德格不但阅读过《道德经》，而且对老子倍加推崇。事实上，海德格自己曾多次表示，老子弟「道」更妥贴地传达了他心目中的「存有」。所谓「让事物如其所是」，在某个意义上，的确是中国道家「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一种西方版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两者「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衡诸前文我们对道家义理的阐明，以「道」为首出的道家存有学，与以「存有」为核心的海德格哲学，仍有两个基本差异，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