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

    周钧韬

    《金瓶梅》与《水浒传》有着内在的因承关系。《金瓶梅》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又是采用何种方式抄引《水浒传》的文字，这是研究《金瓶梅》成书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首先将《金瓶梅》抄引《水浒传》的文字大体拈出，以备考稽。即使从资料的角度来讲，为《金瓶梅》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较为完备的资料，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金瓶梅》与《水浒传》重叠部分的比较研究

    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已有多种刻本传世。《金瓶梅》成书在隆庆朝前后，它用以抄引的《水浒传》当是嘉靖年间流行的郭勋刻本。可惜的是现存的郭勋本仅残存一卷（第十一卷，即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因此无法与《金瓶梅》比较。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全本，是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刻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此刻本出现在《金瓶梅》成书之后，故拿它与《金瓶梅》比勘，似不合适。但沈德符在《野获编》中指出：“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涵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可见天都外臣序刻本《忠义水浒传》的祖本就是郭勋刻本。天都外臣在序文中又说：“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水浒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可见天都外臣序刻本不仅以郭勋本为祖本，而且“一从其旧”,并没有任意改动。这个问题已为郑振铎先生的考证所证实。郑先生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经我们拿它（指天都外臣本）来与郭勋本残卷对照，证明它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复刻本。”可见笔者还是可以拿它来与《金瓶梅》作比较研究的。

    《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的大部分文字，被《金瓶梅》作者分别抄录在该书第一回至第六回，第九回至第十回，第八十七回之中，这就形成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重叠部分。而所重叠者即为武松打虎、武松杀嫂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水浒传》来说，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在全书情节发展中的地位，可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对《金瓶梅》来说，则是一条情节发展的主线。《金瓶梅》正是借用《水浒传》中的这个故事，演衍而成为独立的一部巨着。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重叠部分加以比较研究，无疑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作者，及作者的思想倾向、艺术才能等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几个主要问题试作比较。

    一、 关于武松打虎的故事。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几乎以整回的篇幅，详尽、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武松打虎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则作了大段的删节，以极少的篇幅作了概括性的描述。

    1. 《水浒传》写武松投奔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处躲灾避难，得遇宋江结拜兄弟。后因武松思念在清河的兄长武大而拜别柴进、宋江。《水浒传》不仅对武松投奔柴进的情况，结识宋江的情况，而且对宋江如何与武松洒泪作别等等均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而《金瓶梅》则以数言轻轻叙过，并删去了结识宋江的情节。

    2 《水浒传》对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作了大段的铺垫和渲染。例如，武松如何藐视“三碗不过冈”的警告，偏饮十五大碗好酒，如何不听酒家“结伙成队”而上冈的劝说，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这对塑造武松的性格特征及对打虎情节的铺垫是很重要的。而《金瓶梅》更以一笔了之。

    3. 《金瓶梅》变更了武松的籍贯和打虎的地点。《水浒传》称武松是“清河县人氏”.他从沧州出发南下到清河县寻找其兄，而途经阳谷县，在景阳冈上发生了打虎的故事。阳谷县在清河县以南近百公里处。武松从沧州南下可径达清河，如何可能会有先达阳谷之理，这是《水浒传》的一个明显的欠妥之处。《金瓶梅》作者纠正了这一失当之处，将武松打虎地点改在清河县。而且将《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整个搬到了清河县，而非《水浒传》所写的阳谷县。这一改动，不仅使故事发展明朗轻捷，去掉了不必要的头绪，而且另有深意。《水浒传》所写的西门庆，不过是“破落户财主”,一唯勾引女色的“奸诈小人”.而在《金瓶梅》中则是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为了达到贬斥朝政，揭露中上层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的目的，《金瓶梅》就必须将原为奸诈小人的西门庆，发迹变态成为能够结交当朝宰相的千户、提刑这样的官员。而且与他日常交往的还有守备、提刑、团练等官员。因此将西门庆的故事安排在阳谷这样一个小县城中，显然是不适合了。因为阳谷不可能有守备、提刑。而清河在宋代已有清河郡的建置。郡的地位相当于州府，这就为西门庆创造了一个合理的，有利于广泛开展结交权贵的活动场景。

    4. 武松打虎一段情节，《金瓶梅》照抄了《水浒传》的文字，只是在个别字句上略有改易。而武松打死老虎后，如何使众猎户大为惊奇，又如何受知县封赏，做了都头等情节描写，《金瓶梅》又作了大段的删节。

    以上所述就是关于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两书处理中的异同的大体情况。众所周知，水浒故事在民间有个广泛的流传时期，是民间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在《水浒传》成书以前就有以此为题材的话本、戏剧存世。《水浒传》正是在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剧演出的基础上，由文人进行综合性的再创作而成书的。因此在《水浒传》中有大段拼接联缀的痕迹。“武十回”所写的武松的故事，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在“武十回”中，武松打虎，是武松亮相以后的第一个壮举，于武松形象的塑造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艺人们在讲唱之中，对此进行大事渲染，其来龙去脉详加交待，故事的核心部分讲得十分细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正反映了讲唱文学的重要特点。而《金瓶梅》则是文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它在利用这个故事时，当然不可能完全摆脱讲唱文学的痕迹。但从其删削改动之中，已可见出文人创作的特征。《金瓶梅》借用了武松杀嫂的故事，但其创作的宗旨又不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本身，而是借这个故事，展示西门庆一家的盛衰和当时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因此武松这个人物，在《金瓶梅》中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又不是十分重要的。他在《金瓶梅》中只起到使整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引线的作用。所以《金瓶梅》的作者只保留了武松这个人物及其打虎这个核心情节，而将《水浒传》中着意铺排、渲染性的文字，尽管对武松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传奇性的情节，也一概删却，从而使《金瓶梅》本身的故事，得以迅速地展开。这不能不说是该书作者全局在胸，谋篇结构中别具匠心之所在。于此亦可证明，《金瓶梅》决不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仍然如《水浒传》那样是艺人集体创作的产物。

    二、 关于潘金莲的形象。

    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作者对潘金莲的形象作了不少再创造的工作。

    1. 改变了潘金莲的身世。《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是个大户人家的使女，“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在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金瓶梅》增写了不少文字，说她出身贫寒，“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王招宣死后被转卖与张大户家。这张大户有万贯家财，年约六旬以上，身边寸男尺女皆无，便托媒买得潘金莲。张大户每要收用她，因主家婆利害，不得手。后暗中收用，张大户“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嗣后被主家婆发觉，“攘骂了数日”,大户便赌气倒赔房奁，将其嫁与武大。《金瓶梅》的这些文字是从话本小说《志诚张主管》中抄来的，只是将原作中的员外张士廉改成张大户，“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改成潘金莲。

    2. 提高了潘金莲的文化素养。《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只是个做得一手好针线的使女，王婆在西门庆面前说她“ 诸子百家皆通”,不过是媒婆的虚夸之词，实际上是连“历日”亦看不懂的人物。《金瓶梅》则增写了不少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女子。她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潘金莲嫁与武大后，哀叹自己的命苦，就弹了个《山坡羊》，自比鸾凤、灵芝、“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第三回，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氏道：“这个雌儿来历，虽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在王婆借历日时又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 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会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妇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学”,但还是接过历日，看了一回。

    3. 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只是个淫妇的形象，除此之外似没有其他的性格特征。而《金瓶梅》赋予了潘金莲形象以更深层的东西。第一回增写了她在王招宣府里，“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及长于刺绣、丝竹等等，这就为潘金莲日后的堕落及其性格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金瓶梅》增写了一段潘金莲弹唱《山坡羊》的情节，衰叹“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自比为鸾凤、灵芝、金砖，“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这一面表现潘金莲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另一面又表现了她对“姻缘错配”的不满，朦胧地透露出她追求婚姻“相配”的要求。她一面不满于“姻缘错配”而沾风惹草，勾引浮浪子弟，一面又要求武大“凑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他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负”,表现了她性格中的矛盾性。

    显然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比之《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尤见丰满，性格亦较为复杂。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潘金莲在小说中的地位亦发生了变化。《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完全是个陪衬性的人物，她从属于武松，是为了描写武松的正直、刚烈而设置的对立面，因此她的性格到底要展开到什么程度，完全受武松形象的塑造所制约和规定。从水浒故事的发展进程来看，这里确实只需要出现一个淫妇的角色，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只仅仅赋予潘金莲以淫妇的性格特征，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金瓶梅》中则情况大为不同。潘金莲已从陪衬性人物转化为主要人物，武松却从主要人物转化为陪衬性的人物。可以说，在该书中武松是从属于潘金莲的，是为描写潘金莲的放荡、卑劣而设置的对立面。这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增写许多文字来刻画潘金莲，同时又删去了《水浒传》中不少描写武松的文字的重要原因。此外，我们还必须从《金瓶梅》对潘金莲的整体形象塑造来考察两书重叠部分的改动问题。如果《金瓶梅》作者只是照搬《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显然无论在其形象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必须作再创造。在《金瓶梅》中，潘金莲不仅是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而且她要长期生活在作为恶霸、官僚、富商三位一体的西门庆家中，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中扮演多种角色，表现出业已腐朽了的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显然如果作者仍像《水浒传》那样，只赋予她单纯的一个淫妇的性格特征，是不能奏效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金瓶梅》作者赋予潘金莲的性格特征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就像得以产生她的那个社会一样的复杂。她是个少女，与许多少女一样，具有美貌、聪明、能干、泼辣的性格特征。她又是个被黑暗的社会所糟蹋、所损害的少女。她不满于任人欺凌的奴隶的地位而努力抗争。然而她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她的抗争必然以失败告终。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朽，又塑造了她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自私、嫉妒、疯狂的占有欲；刻薄、狠毒、不择手段的复仇心理；放荡、淫纵，无可挽救的堕落。……，这就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腐朽的社会所造成的“这一个”.“这一个”潘金莲显然是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发展起来的，同时又有重大的区别。为了使这一个潘金莲的性格特征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发展过程，因此在《金瓶梅》故事的开头部分，亦即两书的重叠部分，就必须对原来的潘金莲形象作必要的改造，例如改变她的身世，提高她的文化素养，使她的种种性格特征在这开头部分就显露其端倪，等等。这就是《金瓶梅》作者的良苦用心。

    《金瓶梅》还增写了描写潘金莲外貌的几段文字。第二回用西门庆的眼光写潘金莲，写了她的鬓儿、眉儿、眼儿、口儿，一直写到脐肚儿、胸儿、腿儿等等。这一大段文字完全是陈词滥调，于人物形象毫无增益，且是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写石秀所见的潘巧云的外貌描写文字移植来的。紧接在这段文字下面，《金瓶梅》作者还增写了一大段对潘金莲的穿着打扮的描写文字。第三、 第四回还不断写到潘金莲的外貌，仍然是些毫无意趣的文字。笔者认为，从整体上讲《金瓶梅》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而某些部分则水平极低。《金瓶梅》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笔者推测《金瓶梅》有一个整体的艺术设计和构想，而具体执笔者并非一人，于此即可窥见其消息。

    《金瓶梅》还改动了潘金莲的年龄。《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妇人又问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虚度二十五岁。”那妇人道：“长奴三岁。”

    可见潘金莲是22岁。而《金瓶梅》第一回照抄这段文字时，将武松改为28岁。潘金莲则成了25岁。第三回，潘金莲对西门庆说：“奴家虚度25岁，属龙的，正月初九日丑时生。”而在这段文字处，《水浒传》则写潘氏为23岁。《金瓶梅》的这一细小改动，其意何在？尚待研究。在两书的重叠部分，《金瓶梅》还增写了一个人物迎女，说是武大与前妻所生之女。她生活在潘金莲身边，作者经常写到她。第五回写到武大对郓哥说：“兄弟，我实不瞒你说，我这婆娘（指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服，做鞋脚，归来便脸红。我先妻丢下个女孩儿，要便朝打暮骂，不与饭吃。……”同回写武大病重，“小女迎儿，又吃妇人禁住，不得向前，吓道：’小贱人！你不对我说，与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儿见妇人这等说，又怎敢与武大一点汤水吃。”于此可见，《金瓶梅》增写迎儿，意在表现潘金莲的狠毒。其实这是画蛇添足，文字上反添累赘。潘金莲之狠毒于药鸩武大等描写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何必还要旁添一迎儿反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