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吴晗先生《金瓶梅》研究的失误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

    周钧韬

    《金瓶梅》既是一部伟大的奇书，又是一部扑朔迷离、疑团丛生的怪书。该书成书至今约四百年间，人们不断地在对它进行探谜、解谜。《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这是众多谜题中的两大主要谜题。对此，吴晗先生率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竭力推倒古人提出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其次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的观点。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这是吴晗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两大贡献，似以此为定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非但不是什么两大贡献，而恰恰是两大失误。本文专就吴晗先生对 小说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提出驳论。是为《一论》。对吴先生的成书年代“万历说”,则后文评驳，乃为《二论》矣。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虽然除王世贞说之外还有其他诸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但其说仅是片言只语而已，根本无法与王世贞说相抗衡；虽然直接对王世贞说提出疑问者亦有之，如昭梿等人，但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故根本否定不了什么。

    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读金瓶梅词话》）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完全成立）。可见，他们的否定不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感觉上。对待复杂的学术问题，光凭直觉而不去经过严密的考证，其结论，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筑在严肃的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铎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他们真以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倒。自此以后的六十多年间，王世贞说似乎一直被打倒在地，信奉者寥寥。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的有价值的。但是最有实力的王世贞说，却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研究价值的 历史陈说而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前几年，已故的朱星先生和活着的我，均为恢复王世贞说的 历史地位而呐喊，但敌不过吴晗先生的强有力的否定。其一、人们相信吴晗是明史专家（其实当时的吴晗还远没有成为明史专家）。其二、坚信他考证的科学性。这是一种迷信。而这一迷信所产生的直接危害，就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定势，从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王世贞说似乎已被彻底否定而再无任何研究价值。这无疑是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此，到现在我才真正醒悟到，不推倒吴晗先生的结论，我们就无法前进。这乃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史料掌握的片面性

    吴晗研究《金瓶梅》的文字有三：1931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署名：辰伯）；翌年在该刊又发表《补记》；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否定王世贞说，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条理化、完善化，并加进了对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着名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可惜这个结论亦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在吴晗着文企图推倒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年少气盛的吴晗先生硬要凭借一些本身就缺乏科学性的史料，来对王世贞说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可谓是不可为而强为之，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这是历史给吴晗先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从《金瓶梅》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直指《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其中有两条最重要的史料，则是近两三年来的新发现，这是王世贞说研究中的重大创获。现引述如次：

    一、 无名氏《玉娇梨·缘起》：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金瓶梅》最先成，故行于世。《玉娇梨》久而始就，遂因循沉阁（？），是以耳名者多，亲见者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笔者所见的《玉娇梨》刊本，首有素政堂主人题《玉娇梨·叙》，次即此篇《缘起》。刊本正文第一回前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荑秋散人编次”.据学术界考证，《玉娇梨》成书于明末清初，早期刊本上无序，有序本出现得较晚，但至晚在清康熙年间。这也就是这篇《缘起》面世的最晚的年代。顺便指出，王世贞着作的是《玉娇李（丽）》而非《玉娇梨》。《玉娇李》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成书，但仅有少量抄本流传，后因未刊刻而失传。《玉娇梨》似是后来对《玉娇李》的仿作。此问题与本文的写作无关，故不详述。二、 宋起凤《稗说·王弇州着作》：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生平着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闻弇州尚有玉丽（《玉娇李》）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稗说》自序署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宋起凤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作，时在康熙十二年。

    记载《金瓶梅》为王世贞（包括其门人）所作的史料还有：谢颐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顾公燮的《销夏闲记·作金瓶梅缘起王凤州报父仇》，王昙的《金瓶梅考证》，无名氏的《寒花庵随笔》，无名氏《笔记》等等。可惜的是吴晗先生在着文否定王世贞说时，仅见到《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等史料，而未见到《玉娇梨缘起》、《稗说》。

    将吴晗先生未见到的史料（《玉娇梨缘起》、《稗说》）与已见并引据的史料（《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相比较，其明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 未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问世的年代较近。如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离《金瓶梅》初刻仅五六十年。而已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年代较远。

    2. 未见史料系确指或直接来源于王世贞的友人（或友人的后人），如《玉娇梨缘起》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宋起凤《稗说》云：“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着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可见宋起凤是以“知者”的身份而非据“传闻”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的。而已见史料或出于“传闻”,或录于他书者甚多，其史料价值较为逊色。

    3. 未见史料与已见史料在记述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机、意图上有较大差异。未见史料如《稗说》，只说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作此书（“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加以泄愤和讥刺。而已见史料在此目的基础上，又增出了种种衍说。如《销夏闲记》称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结仇之由乃为《清明上河图》；《寒花庵随笔》称王世贞着书敷毒于纸以毒杀唐荆川等等，在这类史料中已掺杂了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

    由此可见，在吴晗先生着文时，从史料的价值上讲，其未见史料远比已见史料重要得多。由于他所引据的已见史料中，已掺入了许多荒唐的衍说，因此，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看来吴晗先生正是上了这个当，吃了这个亏。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而非吴晗先生的过错。我们当然亦不能以此来责难吴晗先生。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建筑在这些伪科学的史料基础上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难道不应该存疑而非加以全面肯定不可吗？

    吴晗先生考证中的是与非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从而把他的结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东西。过去，笔者亦作如是观，于是将古人言之凿凿的“王世贞说”,置于不屑一顾的境地。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发现，使我震惊，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现在，笔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有是亦有非。从部分来讲，考证有其贡献；从总体来讲则言不及义、似是而非，其考证的最终结论不能成立。

    被誉为系统的周密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的结仇与《清明上河图》无关；第二、唐荆川之死非为王世贞着作的《金瓶梅》所毒杀。进而，吴晗先生肯定《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可以说是吴晗推倒王世贞说的一块基石。抽掉了这块基石，吴晗先生考证的理论构架便随之而倒塌。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