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气论

    熊礼汇

    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术语，语义游移，易生歧义，莫过于“文气”。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他讲“文以气为主”，固然有他特定的含义，但自他以后言文气者，却是众说纷纭。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与论者所处时代不同，审美观念不同有关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气之“气’的内涵过于丰富。“气”的渗透性实在太强，人们可以把它注人层出不穷的物象中；“气”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人们可以把它和林林总总的名物组合在一起，用来表述难以明言的特质。直如严复所言：“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凡先生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名学浅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气”的衍生义愈来愈多，文气的歧义性也愈来愈突出。

    这样，要厘清文气论的含义，首先就要弄清“气”的本义、亚本义和一些重要的衍生义。按许慎的说法，“气’的本义是指云气。段玉裁说：“气本云气，引申凡气之称，像云起之貌。”（《说文解字》）先哲们大概从云气的形无定形、聚散莫测、变化无迹中得到启发，认为宇宙形成之初即有元气，把它作为构成万物的最小的物质颗粒。谓其无形无像。有阴有阳、有刚有柔，遍流万物而无碍、穿金透石无坚不可入，运作变化而存在于万物之中，于是有天气、地气、万物之气。人亦物也，自然有人之气。人之气又分为体气、志气。而天气、地气、万物之气又各有其性，一些思想家甚至把道德观念也当作人的气的天然属性。

    文论家们借助于这些“气’的本义、亚本义来说文气，便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气论。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各种说法加以整合、归纳，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文学创作的特点、描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和探寻文学鉴赏的途径。许多说法对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对创作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面联系人们对文气的不同理解、联系当代文学创作理论，从五个方面论述中国古代的文气论。

    一、属于本体论的文气论

    所谓本体论的文气论，主要是讲文学的本原是什么。核心观点是文学来自于“气”，或谓文以“气”为本。

    这种文气论的含义，显然是取自“气”的亚本义——元气。最早提出“元气”一词的是《鶡冠子·泰录》，其谓“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但说“气”为万物之本却非始于《鶡冠子》。 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 庄子·知北游》）。又谓“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管子》中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管子·内业》）又说：“气道乃生（清人释谓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和。”《淮南子》说：“元气有涯涘，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抟易，重浊之凝滞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抟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事物。”（《淮南子·天文训》）并谓“天地和合，阴阳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淮南子·本经训》）。后来王充又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刘邵也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以着形。”（《人物志·九徵》）古代思想家说万物生于“气”，多将“气”作为道生万物的桥梁，即认为“气”是道派生出来的。因此有些文论观点直接把“气’为文之本说成道为文之本。《淮南子》说“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淮南子·原道训》），那一切文化艺术（包括文学）自然都是由这无所不成的道派生出来的。

    刘勰着《文心雕龙》，开篇《原道》就是探讨文和道的关系，中间含有文以载道的思想。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在解释刘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时，谓“德”为万物得于道者，文之德就是文从道得来的文的属性、功能。“刘勰认为文之德是道的表现，从而又认为文之德是与天地并生的，把对于文的属性、本质、功能的探讨提到宇宙论的高度”。具体说是把它们提到了以道为本体的宇宙论的高度。

    虽然不少思想家认为道为万物之本，但有不少人直接说“气”为事物之本，论道者也以为道为万物，须经气化阶段，所以讲文原于道，不如讲文以“气”为本者多。

    元代吴澄说：“文也者，本乎气也。”以别赵子昂序》）王礼说：“夫文在天地间，二气之物也。”（《伯颜子中 诗集序》）陈旅说：“然则文章者，固元气之为也。”（《国朝文类序》）归有光也说：“文章，天地之元气。”（《项思尧文集序》）姚鼐则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 诗钞序》）。这些都是以元气（或指“道”）为文之本。从思考文章终极本原而言，此说未必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