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的学术境遇

    蒋寅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思，对学术史的回顾，常成为毕生事业中一部分无形的积累。而从学术本身来说，对学术史的思考，又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对本世纪初的一批大师，只能从师长那儿略闻其风神咳唾，只能从他们的着作和 传记文献中领略到一代学术的流风余韵。尽管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并不安宁，充满战乱和灾难，可对学术来说那毕竟是个洋溢着生机的时代。破除和建设共举，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实的文化积累与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个时代成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时代。

    自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大师作古，本世纪的学术接力棒已传递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耄耋，包括已故更年长的一批老学者，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教授，现在是社会和高校最为珍视的重点保护对象，可以说是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第二代年过花甲，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各院校系科支撑台面的人物，常担任着学校或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第三代，年在知天命前后，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八十年代初的硕士、博士，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院校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校系的行政职务主要由他们担任。第四代是“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八四年以后的硕士（博士顺延），年届不惑，职称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学科寄予希望的对象，多担任系和教研室主任之职。这四代人不仅在年龄上自然地形成序列，在各学科之间，各自的生存境遇、学术道路、学术品格、治学方法也显出不同的特征。就 古典文学而言，将四代学者做一番比较，会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

    第一代学者：好运的悖论

    第一代学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际，多半有家学背景，得接同、光遗老清谈，甚或得其品题，才名早着。进大学深造，又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学基础坚实而兼通西学，故学业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为大学教授，薪水优厚，衣食无忧，得以潜心学问。他们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础。四十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们学术的正常发展，但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着述不断产生。众所周知，钱钟书的《谈艺录》即完成于“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际，闻一多的唐 诗研究也是在流离转徙中逐步积累而成的。建国后，这一代学者成为学校、研究院声望的标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们普遍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种种打击、迫害和非人的待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犹似“文革”中的“忆苦饭”——吃过的觉得平常，没吃过的觉得新鲜。真正悲惨的是刘盼遂、冯沅君、陈翔鹤、冼玉清、许政扬这些被折磨致死的杰出学者。我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学者传记中很少提起当年血淋淋的事实，难道刚刚三十年就已遗忘了吗？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这黑暗的一页，昭示后人：我们这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在跨越近代门坎之后也曾有过无比野蛮的黑暗年代！

    1977年以后， 教育、科研恢复正常，第一代学者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竞争，重点学科和博士的设置全倚赖于这批老专家，学科的规划、领导核心，学术团体的领袖人物也都由他们担任或组成。出于兴灭继绝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这一代老学者的全集、专着或论文集，重新确立起他们的学术地位和荣誉。然而，由于上述历史噩运的播弄，这一代学者的着作是良莠不齐的。有些学者，如能像蒋逸雪先生那样惜墨如金，编一本《南谷类稿》，那么会很耐看；有些论文集，如能像钱钟书先生那样谨慎地只编个《旧文四篇》（这里决没有说钱先生好文章只有四篇的意思），也不失为一家之言。遗憾的是，来者不拒，什么都要写；敝帚自珍，什么都要收。结果卷帙虽富，玉石混杂，适足降低学术品位，好不教人叹惋。对第一代学者的学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研究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尤其是着作的水准相差更大这样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