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999宋文研究综述

    李强  戴从喜  方笑一

    宋文与宋 诗、 宋词一样，标志着有宋一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唐宋 古文八大家中，宋人独占其六，可见宋文地位之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宋文研究与宋代 诗词研究相比，显得相对薄弱。1997年至1999年，经过学人们的努力，在宋文这一比较寂寞的研究领域中仍涌现了许多可贵的成果。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这一方面，对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欧、苏两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砺锋《论 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 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着重探讨欧公人格与文风的关系，认为 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都与其人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欧阳修对于文学家人格建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还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其人格优势，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风格的转变。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内实刚健。”而”内实刚健”正是对欧文所蕴含的人格光辉的深刻认识。对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终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江西 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欧阳修散文语言美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具有神韵美。欧阳修擅长于运用一唱三叹、委婉含蓄的语言形式，以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围，透露和引发出自己美好的情怀，使他的散文语言呈现出情韵动人的特色。二是质朴生动、纯真自然，具有朴素美。朴而不俗，淡而见巧，往往造语平淡，却能光彩照人。三是句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错综美。欧文句式散整交错、长短结合、奇偶相配，不呆板，不凝滞，富有变化。四是探索人生，倾吐诗情，具有哲理美。在哲理光辉的折射下，我们看到既有对 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感慨。这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欧文的语言显示出独特的美感。徐姝《论 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则从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入手，来探讨 苏轼散文的风格，指出苏轼把诗性思维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大量地运用比喻来论事谈理。文章从苏文的比喻方式、苏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点与文章风格、比喻与时代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苏文中的比喻。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讨论的是苏文与禅宗的关系，认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对禅宗情有独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苏轼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苏轼很多论文的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古文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曾子鲁《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对韩、欧古文的开拓与发展，从理论来看，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提倡”文以尽意”、”有道有艺”，更重视”文”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强调”不吐不快”、”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要求”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从实践来看，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伟的气势，直率真挚的感情，构成苏文的独特风貌；而于圆活流转之中，呈现出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则是苏文在韩、欧文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认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以及乐民所乐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都可见这种影响关系。

    对欧、苏之外宋文诸大家创作的研究，在这三年中也有较大进展。如曾巩研究，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为了研究其融合的过程，必须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文章将曾巩一生苦读能文、坎坷不售、校书史馆、辗转州郡、回朝任职几个时期，结合宋、元、明、清诸家评论，论证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相结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历来都较为薄弱的苏洵散文研究方面，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格调高古，论说周详而析理精微；二、气势磅礴，明爽骏快而踔厉风发；三、意繁枝茂，开阖抑扬而结构谨严；四、妙喻连篇，穷情尽变而义理幽深。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试图用他的文章来疗救社会，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军事思想，均能切中时弊，内容上则通权达变，不持一端，风格上老辣纵横，雄辩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作者认为苏洵从《战国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不为过，因为单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理应打开思路，广采博纳各种学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动，绚烂多彩的《战国策》文章又滋养了苏洵，使他的散文有别于欧阳修的雍容委婉、曾巩的纤徐曲折、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而以老辣纵横的风格独树一帜于北宋文坛。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注重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很有眼光。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年中，宋文研究中重大家而轻小家，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有了可喜的改观。向来不以散文着称的宋代诗人、词人，甚至理学家，都被纳入宋文研究的视野。吴蓓《论 秦观策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词人 秦观数量极为可观的策论，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秦观在文中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炽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他评价历史人物，显示出独具的史识和过人的眼光。其文具有豪隽慷慨，能言善辩，简洁畅快的风格。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南宋大文学家陆游文名为诗名所掩，长期以来不被重视。该文对陆游散文作了初步探讨。先从体裁角度对陆文进行分类，概述其创作成果。再着眼于陆文的精神内核，揭示出其两大文化品格：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鲜明的文化认同心理。最后将陆游散文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以透视其艺术魅力。两宋理学家向来轻视文学，他们的散文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五子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具体分析，较为全面地探讨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文章先分析了柳开、石介的古文理论和创作，认为柳开、石介等道学先驱首先具有提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风之功，但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给他们的古文创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创作上走入怪奇涩僻的歧途。因此，道学先驱们于宋初古文运动可谓功过各半。关于北宋五子的古文创作，作者认为其文大有可观。周敦颐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邵雍有《皇极经世》、张载有《正蒙》、二程有《二程遗书》，风格平淡典要，其风格与宋文的平易吻合，而实为其中最深美之部分。周敦颐文笔平淡典雅，他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每一个字都出于深思熟虑，反复揣摩，力求凝炼、精到。受象数学的影响，邵雍的文风表现为整齐繁叠。张载文章则有一种上天入地，大气磅礴的特点。二程语录体着作仿效《论语》，是平时讲道的文字，非常口语化，可以看出作者”醇厚温粹”的气象。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既发挥自己的心学理论，又接受 韩愈的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载道”思想。把”道”与”艺”结合起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精美散文。其文既表现了宋文”自然平易，流畅婉转”的特点，又形成”不琢奇巧，正大纯粹”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的诸多散文派别和散文大家。这类对于诗人、词人和理学家散文的研究在宋文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尚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研究者们筚路蓝缕的功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