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藏密教研究综述

　　许得存

　　一、 历史的回顾

　　西藏密教，相对于“东密”而言，简称“藏密”或“西密”。它既非是对印度密教的简单移植和全盘接受，也不同于“东密”，而是在继承印度密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后，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仪式仪轨、修行次序、组织制度、传承关系和实践方法，它是藏传佛教乃至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密法被完全控制在寺院之内，僧侣知识分子们在了解、译传、接受和实践密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注疏、解析和研究，撰写了几千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宏篇巨著，丰富了藏族的文化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这种被称誉为藏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宗教文化，曾经一度被人误解，赋予更多的神秘色彩，抹杀了其应有的文化性与科学价值。清代鼎革，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波上师弘法中原，藏密逐渐东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九世班禅、贡噶呼图克图、诺那上师等一大批藏族高僧赴内地传法，大勇法师率领赴藏学法团到藏区，揭开了本世纪藏密研究的序幕，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许多曲折。法尊、能海和观空等汉族法师曾历经艰辛涉足西藏，亲自体验密法，苦习藏文，钻研密典，将多部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对传播藏密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在千秋。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成立，造就了一批藏密研究人才。纵观这一时期的藏密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藏文密典的翻译，介绍藏密基本知识，虽然学术成果不多，影响却十分深远，可以说开创了用现代方法研究探讨藏密之先河，意义重大。象旅美学者张澄基，港台学者刘锐之、谈延祚、谈锡永以及李翊灼等人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藏密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受重视。特别是刘锐之先生在大手印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其成果被作为学术基础而广泛引用。

　　十年“文革”，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藏密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处于萧条或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而且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改革开放的东风，给学术界带来了勃勃生机，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喜象。随着藏学和佛学研究的深入，藏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就研究机构来说，虽然全国至今还没有一所专门的藏密研究机构，但涉及藏密研究的单位却很多，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所、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所、甘肃藏学研究所、西藏艺术研究所、西藏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虽然没有专门学术刊物，但刊载这方面论文的报刊一直不少。如早期的《边疆通讯》、《旅行杂志》、《中国建设》、《边政公论》、《海潮音》、《菩提树》、《狮子吼》、《中央亚细亚》、《新思潮》、《蒙藏月报》、《康导月刊》、《东方杂志》、《现代佛学》、《西垂宣化使公署刊》等和现代的《内明》、《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佛教文化》、《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艺术研究》、《西藏民俗》、《雪域文化》、《西藏佛教》、《中国西藏》、《青海民院学报》以及其它高等院校学报。研究的特点正在从传统的简单叙述、译介逐渐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形成了从不同角度，采用各种方法对藏密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发表了较多成果，藏密研究可说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就研究队伍结构言，僧俗两界配合，汉藏学者合作，此中既有年逾半百的长者，也有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形势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