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生

　　清廷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鸦片继续销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随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刺激了国内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的欲望。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中国市场大门的打开，使得商品贸易首先在沿海地区展开，工商业日益充满活力，大批新兴城市兴起，打下了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基础。

　　伴随着经济上的深入，国外的先进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自然科学冲洗着国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国外的生活方式开始融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国国内悄然传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打下思想基础。

　　评析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政治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诗人陆嵩语）。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 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这成了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