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乡三物兴贤能，太宰以三岁计吏治，详于《周官》。两汉而下，选举之制不同，归于得贤而已。考其大要，不过入仕则有贡举之科，服官则有铨选之格，任事则有考课之法。然历代之议贡举者每曰：“取士以文艺，不若以德行。就文艺而参酌之，赋论之浮华，不若经义之实学。”议铨选者每曰：“以年劳取人，可以绝超躐，而不无贤愚同滞之叹；以荐举取人，可以拔俊杰，而不无巧佞捷进之弊。”议考课者每曰：“拘吏文，则上下督察，浸成浇风；通誉望，则权贵请托，徒开利路。”于是议论纷纭，莫之一也。

　　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铨法虽多，而莫重于举削改官、磨勘转秩。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其他教官、武举、童子等试，以及遗逸奏荐、贵戚公卿任子亲属与远州流外诸选，委曲琐细，咸有品式。其间变更不常，沿革迭见，而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今辑旧史所录，胪为六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试；三曰铨法；四曰补荫；五曰保任；六曰考课。烦简适中，隐括归类，作《选举志》。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今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试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牒上之礼部。有笃废疾者不得贡。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受赂，则论以枉法，长官奏裁。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将临试期，知举官先引问联保，与状佥同而定焉。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藉，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因缘挟私，禁之。

　　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乾德元年，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是年，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者殿五举，诸科初场十“不”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殿三举，第一至第三场九“不”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三年，陶谷子邴擢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自是，别命儒臣于中书覆试，合格乃赐第。时川蜀、荆湖内附，试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五年，礼部奏合格进士、诸科凡二十八人，上亲召对讲武殿，而未及引试也。明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宋准以下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上黜之。济川，昉乡人也。会有诉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钱二十万以张宴会。昉等寻皆坐责。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八年，亲试进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试与省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时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

　　太宗即位，思振淹滞，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太平兴国二年，御殿覆试，内出赋题，赋韵平侧相间，依次而用。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藉，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袍笏，锡宴开宝寺，帝自为诗二章赐之。甲、乙第进士及《九经》，皆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优等授官。三年九月，廷试举人。故事，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间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五年，覆试进士。有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特授近藩掌书记。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帝出杂题二十，令各赋五篇，篇八句。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帝以是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

　　八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就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技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尔。”雍熙二年，廷试初唱名及第，第一等为节度推官。是年及端拱初，礼部试已，帝虑有遗才，取不中格者再试之，于是由再试得官者数百人。凡廷试，帝亲阅卷累日，宰相屡请宜归有司，始诏岁命官知举。

　　旧制，既锁院，给左藏钱十万资费用。端拱元年，诏改支尚书祠部，仍倍其数，罢御厨、仪鸾司供帐。知贡举宋白等定贡院故事：先期三日，进士具都榜引试，借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帘外置案，设银香炉，唱名给印试纸。及试中格，录进士之文奏御，诸科惟籍名而上；俟制下，先书姓名散报之，翌日，放傍唱名。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閤下告名。闻喜宴分为两日，宴进士，请丞郎、大两省；宴诸科，请省郎、小两省。缀行期集，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醵钱为游宴之资，谓之酺。皆团司主之。制下，而中书省同贡院关黄覆奏之，俟正敕下，关报南曹、都省、御史台，然后贡院写春关散给。 籍而入选谓之春关。

　　登科之人，例纳朱胶绫纸之直，赴吏部南曹试判三道，谓之关试。

　　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既廷试，帝谕多士曰：“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诏刻《礼记·儒行篇》赐之。每科进士第一人，天子宠之以诗，后尝作箴赐陈尧叟，至是，并赐焉。先是，尝并学究、《尚书》、《周易》为一科，始更定本经日试义十道，《尚书》、《周易》各义五道，仍杂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第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第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六、经注四。凡《三礼》、《三传》、《通礼》每十道义分经注六道、疏义四道，以六通为合格。

　　自淳化末，停贡举五年。真宗即位，复试，而高句丽始贡一人。先是，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

　　咸平三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有晋天福中尝预贡者。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又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愿试武艺及量才录用者，又五百余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

　　旧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于是策名之士尤众，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乃诏有司，凡赐同出身者并令守选，循用常调，以示甄别。又定令：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复令封之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不合格者，须至覆场方落。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景德四年，命有司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诸州解试额多而中者少，则不必足额。

　　寻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帟，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旦拜阙下，仍入就席。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余如贡院旧制。

　　大中祥符五年，诏士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听赎罚。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者，编为条制。诸科三场内有十“不”、进士词理纰缪者各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得代日殿一选，京朝官降监场务，尝监当则与远地；有三人，则监试、考试官亦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冲替，京朝官远地监当；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皆停见任；举送守倅，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罚铜与免殿选监当，进士词理纰缪亦如之。后又诏：“试锁厅者，州长吏先校试合格，始听取解；至礼部不及格，停其官，而考试及举送者，皆重置罪。”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诏：“进士第一人，令金吾司给七人导从，听引两节。著为令。”

　　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繇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其贡礼部而数诎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学，乃诏曰：“学犹殖也，不学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于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于宽恩，遂隳素业，苟简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时晏殊言：“唐明经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取材识短长。今诸科专记诵，非取士之意，请终场试策一篇。”诏近臣议之，咸谓诸科非所习，议遂寝。旧制，锁厅试落辄停官，至是始诏免罪。

　　景祐初，诏曰：“向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景德中，尝限举人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公卷及后所试书体不同，并驳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实，即斥去，永不得赴举。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上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淑对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试策灭裂，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年，进士试一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大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后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殆系于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既而知制诰富弼言曰：“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试，何足取哉？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以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复如旧。

　　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天子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罢。”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赋或八百字，论或千余字，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漫陈他事，驱扇浮薄，重亏雅俗，岂取贤敛才备治具之意邪？其踵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式，悉已考落，请申前诏，揭而示之。”

　　初，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又诸科杂问大义，侥幸之人，悉以为不便。知制诰王珪奏曰：“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岁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国初取士，大抵唐制，逮兴国中，贡举之路浸广，无有定数。比年官吏猥众，故近诏限四百人，以惩其弊。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冶事哉？前诏诸科终场问本经大义十道，《九经》、《五经》科止问义而不责记诵，皆以著于令。言者以为难于遽更，而图安于弊也。惟陛下申敕有司，固守是法，毋轻易焉。”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脩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待试京师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应诏，往往沉沦十数年，以此毁行干进者，不可胜数。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咸请：“易以间岁之法，则无滞才之叹。荐举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且人少则有司易于检察，伪滥自不能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进。”于是下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

　　时以科举既数，而高第之人骤显，欲稍裁抑。遂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取未行间岁之前四之三为率，明经、诸科毋过进士之数。

　　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议者多谓变法便。直史馆苏轼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学立师；以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他日问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 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

　　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或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于习法岂所宜缓。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乃诏悉试。帝尝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吴充曰：“汉陈宠以法律授徒，常数百人。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近补官必聚而试之，有以见恤刑之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旧制，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仍赐钱三千，为期集费。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试于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与锁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后复令存诸科旧额十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元祐初，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言：“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嘉祐始尽赐出身，近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该特奏而预正奏者，定著于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今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增重不已。”遂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四等以上、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试者计之，毋得取过全额之半，是后著为令。

　　时方改更先朝之政，礼部请置《春秋》博士，专为一经。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己说。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明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欲加试《论语》大义，仍裁半额，注官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曰：“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今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上多向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

　　光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毋有所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己，不敢不谨，惟惧玷缺外闻。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许各举一人。凡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试于州郡，惟试礼部。不中，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以为常。既而诏须特命举乃举，毋概以科场年上其名。

　　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凡礼部试，添知举官为四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二十人，分属四知举，使协力通考；诸州点检官专校杂犯，亦预考试。

　　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后概试三题。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之功，不许改。绍圣初，议者益多，乃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初，神宗念字学废缺，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徽宗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学校。崇宁三年，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五年，诏：“大比岁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远士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得免试入学者，多当官子弟，而在学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贫且老者甚病之，故诏及此，而未遽废科举也。大观四年五月，星变，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养士既有额，而科举又罢，则不隶学籍者，遂致失职。天之视听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职如此，疑天亦谴怒。愿以解额之归升贡者一二分，不绝科举，亦应天之一也。”遂诏更行科举一次。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正奏名赐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梁师成者，于大观三年尝中甲科。自设科以来，南宫试者，无逾此年之盛。然杂流阉宦，俱玷选举，而祖宗之良法荡然矣。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及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凡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子而皆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大较犹可取也。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者，又不胜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