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
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
《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
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
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
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
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
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
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
《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
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
“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
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
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
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
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
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
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
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
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
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
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
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
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
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
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
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
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
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
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而应兼守城外，占据城外的军事要地，
设置工事，以增大防御纵深。二是不能只进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必须积极发动进攻。
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攻下，防守者或是依靠外援，或是靠消耗削弱敌军，出奇以制
胜。外有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必定能坚守不拔。外无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不一定能
固守到底。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
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
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
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
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
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
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
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
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
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
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
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
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
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
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
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
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
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
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
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
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
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
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
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
—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
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
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
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
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
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
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
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
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
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