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
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
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
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
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
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
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
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
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
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
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
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
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
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
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
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
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
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
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
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
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
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
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
《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
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
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
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
《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
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
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
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
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
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
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
《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
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
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
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
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
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
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
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
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
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
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
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
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
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
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
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
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
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
求实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