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
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
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
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
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
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
《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
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
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
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
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
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
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
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
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
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
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
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
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
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
《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
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
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
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
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
《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
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
“《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
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
《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
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
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
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
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
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
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
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
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
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
“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
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
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
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
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
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
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
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病。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
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
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
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
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
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
者宜善思之！”
　　其三，关于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
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
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
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
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
《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
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
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总之，《史通》所论范围极其广泛，以上概
括为主要的三方面，当然不能包括其全面。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
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刘氏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有几点是值得重视
的。例如：他反对“历史的宿命论”，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
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篇等文中有所论述。他也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历
史观。在《称谓》篇、《编次》篇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此纠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此打
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当然，刘知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史通》中有维护封建名教，诬蔑农民起义等
论述，这说明刘氏也没有超出封建史家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