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
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
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邹容的《革命军》，则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
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
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
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
《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不久被迫离开日本，于1903
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
动。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
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
题签。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
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
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
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
“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20岁。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
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
论。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
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
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
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
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
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
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
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
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
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
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
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
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
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
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
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
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
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
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
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
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
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
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
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
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
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
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
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
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
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
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军》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
复仇情绪，导致他写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错误词句。在愤怒指责
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等大国
主义思想。我们不可苛求前人，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
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
《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
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
乡沪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震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
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
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
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