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
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
《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
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
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
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
《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
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
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
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
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
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
《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
共223卷。现在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
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
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
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
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
《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
解经的著作。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
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
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著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
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
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
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
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
“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
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孔颖达
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
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
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
“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
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
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经正义》
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
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
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
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
　　《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
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
《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
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
《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
　　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
《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
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
　　《礼记正义》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礼记注》内容详实，素为儒士所重，
许多人为其疏义。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礼记正义》，以皇侃的义
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
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将《春秋》
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面，并为之作注，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本。至唐修
《五经正义》，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传正义》。
《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
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
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
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
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
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
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
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
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
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
没。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
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
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
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
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
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
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
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