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

　　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

　　由于楚人最先发明毛笔（图3），这不仅使帛书、竹简的出现成为可能，也推动了字体本身的演进。1954年在长沙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发现了兔毛制作的毛笔实物。毛笔写字，较之以往的刀刻，轻松灵便，因而推动了字体的革新。所以隶书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来。如江陵楚简将“乙”字末尾一笔已明显地有隶书的波势；又“月”字写作不仅有隶书的形架，其右下一笔，也可看出隶书的挑法。

　　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些等字，读起来常有一种悲楚凄厉之感，形成楚辞特有的韵调，可说成了楚辞外部形式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