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推行封建礼教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萌芽的时代。由于封建礼教如此摧残人性，必然要受到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者的反对与批判。从明末到清朝，所谓“异端”之说纷起，两种思想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一方面，统治者更加强调“男女婚配”的“教化大伦”，并把这视为“正治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反对束缚个性、主张男女平等的“异端”思潮已经露头，一些对社会潮流观察敏锐的人开始对女子的贞节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以至反对与批判。

　　一、批判封建礼教，主张光复人性

　　在清朝，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在中期就有戴震、俞正燮、龚自珍、魏源等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中，都反映出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要求。

　　首先是戴震，他是休宁人，字东原，乾隆年间的举人，无其他嗜好，唯喜读书，对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都洞彻原本。他又探究汉儒传注及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著述很多，大多为古书的评析、考证。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闪耀着灿烂的理性之光，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在理学的封建礼教不遗余力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叫中，他明确指出理学家们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孟子当初开明的原意。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理欲之辨”成为一种残忍的杀人工具。理学家们要灭人欲，其实人欲是灭不尽的，所以道学家们就有口实去任意打人，杀人。二是“理欲之辨”这种杀人工具掌握在尊长和有权势者的手里，卑者、幼者、贱者即使有理也仍旧是叛逆。三是禁欲在实际上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其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

　　他的这些理论观点，实在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的。

　　还有一位俞正燮，思想也很进步。他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家贫性介，才识俱长。他比较重于现实，其文典重，能发前人所未发。他是清朝中叶反对男女贞操双重标准的著名人士。他在《妒非妇人恶德论》中写道：“夫妇之道，言致一也。”他反对纳妾，主张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他在《贞女说》一文中猛烈抨击社会要求妇女守节的不合理和家族逼迫寡妇自杀殉夫以求光耀门楣的可耻。他说：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无，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借以传姓氏。三年华表朝树门，应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也！

　　这一段论述，尤其是所载之诗真是入木三分。在《节妇说》中，俞正燮又为寡妇所处的非人境地大声呐喊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他认为男子既然可以再娶，妇女就可以再嫁。他认为：“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义……古言终身不改，身引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无涯矣，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对社会发展、婚姻家庭、两性关系提出了有很大进步意义的理论。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并逐渐成长，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通商、交往的扩大，一些新兴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理论逐渐影响中国，首先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所宣传，在婚姻和两性关系观念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对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的大叛逆，这种情况在清朝末年更为明显。在这方面，严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归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升总办。他主张维新变法，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他认为人的婚姻与生殖行为都是自然本性，是人类蕃衍的需要，不需要听从什么人的安排。他说：

　　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采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

　　他又说：“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这些观点都主张人性应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

　　实行维新变法的几个领袖人物也是这样。首先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康有为。他从理论上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理论。他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把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人追求幸福、快乐的道德意义，这是对宋、明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有力笔伐，也是对杀人不见血的封建贞节观的尖锐批判。

　　他在“天赋人权”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批判禁锢妇女的封建纲常伦理和贞节观。他在《大同书》中反复强调“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其授天权一也”。他指出：“乱世尊男，以女为属，饰为礼义，崇为高节”；自宋代以后，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对妇女“加以‘从一而终’之义。始则称‘烈女不事二夫’，是唯烈女乃然；继则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意，于是孀守之寡妇遍地矣。”他指出封建礼教强迫寡妇守节有四大害：

　　一，苦寡妇数十年之身，是为害人；二，绝女子天与生育之事，是为逆天；三，寡人类孳生之数，是为损公；四，增无数愁苦之气，是为伤和。

　　康有为认为，寡妇守节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荒谬的：“以人权平等之意，则不当为男子苦守；以公众孳生之意，则不当以独人害公；以人道乐利之宜，则不当令女子怨苦”，所以寡妇守节是“万不可行”的。推其原因，乃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致使亿万京垓寡妇，守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

　　他还尖锐地指出，封建制度对女子“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她们“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都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的现象。他大胆地提出了对男女性关系的看法，认为：“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无交合色欲之事”，主张破除形界，男女双方都应当独立自由；还主张消灭家庭，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天的平等的儿女。他设想在“大同世界”里，“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时需易人”，“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不得有夫妇旧名”，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除童男童女外，大人可以欢情，“荡然无名、无分、无界、无限之别，以求人人各得所欲”，“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消灭国家、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人，他的思想表现出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是，他没有力量去推翻封建制度，在政治上只能走改良的道路，而且以后走向了反动。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还有一位领袖人物、大无畏的斗士，就是谭嗣同。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政治主张，特别是对性和妇女问题的看法，至今读来仍是掷地有声。他以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礼教，至今对我们的社会似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例如，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反对把男女两性关系神秘化，反对动辄称“淫”的说法，认为：

　　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故“淫”非有他，机器之关捩冲荡已耳。冲荡又非能自主，有大化之炉鞲鼓之。童而精少，老而闭房，鸟兽方春而交，轮轴缘气而动。平淡无奇，发于自然，无所谓不乐，自无所谓乐也。今悬为厉禁，引为深耻，沿为忌讳，是明诲人此中有至甘焉。

　　谭嗣同认为，正因为存在着对性的神秘感和种种忌讳，两性关系的混乱也就如“逆水而防，防愈厚，水力亦愈猛”。他还举了例子说，搞性封锁、性禁锢，譬如藏物于箧，人愈不得见而愈想见。因此，他明确提出：“男女构精，持两动之机，毫无可羞丑”，“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学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有人形体，可诉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便“无所谓淫也”。这些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在谭嗣同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见解，是很有胆量和气魄的。

　　他还站在对妇女深表同情的立场上，深刻揭露了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三纲五常”和女子的贞节观。他尖锐地指出：“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理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罪则至死。”他历数统治阶级以贞操压迫妇女的事实：“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及为人申韩之，岸狱之！”于是造成“俗间妇女，昧于理道，奉腐儒古老之谬说为天经地义，偶一失足，或涉疑似之交，即为人胁逃，为人鬻贩；或恶为婢媵，或流为娼妓，或羞愤断吭以死。”“而为之君者，乃真无复伦常”；“尤可愤者，至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这是对片面地要求女子守贞节、男子却可以妻妾成群、尽情纵欲的双重道德标准的深刻批判。特别应指出的是，谭嗣同没有孤立地、就事论事地抨击封建贞节观和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而是把它看成是整个封建纲常总体的一部分，矛头直指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批判就更深刻，更有进步意义。

　　杰出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在她所创办的《中国女报》上，也写文章指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淋漓尽致地鞭挞了“从一而终”的女子贞节观，“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而女子死了，男子“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这种饱含义愤的揭露，唤起了妇女的觉醒，激起了她们对封建礼教作斗争的勇气。正如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所指出的：“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

　　尤其可贵的是，像秋瑾、谭嗣同、康有为这些人，都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有改良或革命的实际行动。他们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这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当然，他们并没有成功，正如谭嗣同在临刑前赋诗所说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但是他们的思想如一束光亮的火炬，照亮了后代前进的道路。

　　清朝末年，思想虽不如谭嗣同、秋瑾等人那么激进，但在男女婚姻与性的问题上持改良态度，并采取一定的改良措施的，也大有人在。如有个叫沈家本的人，利用他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婚姻法制作了改进。他是浙江吴兴人，字子暘，号寄簃，光绪进士。曾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等职。他积极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并在修订刑法时取消了“亲属相奸”、“无夫奸”、“妻殴夫”、“夫殴妻”等罪名，主张“奸通无夫妇女不治罪”。他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一文中，提出了改变良贱界限、禁止买卖奴婢的要求，主张效仿欧美各国的“尊重人格主义”。在婚姻立法方面，主张要合乎情理。他举出这样一些案例：如毁婚后男女双方又结婚成姻，前期婚约未解除又与另外男子成婚，如果男女双方确实和好，就不能强令离异，这是情法两尽，不可执法而不谅情。又如妇女私自出走另嫁，前夫不愿合好，也不应强令后夫离异，这就是“情与法相济也”。他在《再醮妇主婚人说》一文中主张准许妇女改嫁，他说：“古人制礼必本人情，无万拂人情而强以所难者，故再醮之事北宋以前不独世家大族行之，即公主亦有再醮者。”他的思想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而且由于已经超越了“书生空议论”的范围而付诸实践，所以也有较大的意义。

　　虽然这些进步的婚姻与两性关系观点还只是存在于少数开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一时还没有推广、普及到民众中去，但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影响整个社会婚姻状况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上层建筑来说，主要是婚姻观念、婚姻制度与婚俗等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就会推动其它一切方面的变化，少数人的先进思想终究能成为广大群众批判旧世界的锐利武器。

　　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思想在当时的许多领域都有表现。例如清初的名画家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曾为屈原的《离骚》，为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叛逆的《水浒》，为被视为淫秽下流的《西厢记》等书籍作插图，从中就可以看出他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所以，封建礼教的叛逆日益增多，日益广泛，这表明了封建末世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太平天国的婚姻改革

　　在封建社会末期，对封建的婚姻制度改革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这一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名仁坤，是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早年因科场多次失意，产生愤世嫉俗的思想，并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他在１８３６年得到的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成为指导他一生行事的一本书。《劝世良言》除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外，也论述了夫妻伦理，例如：“妇辈，当服其夫，如服救主也……

　　夫辈当一然爱其妻，视之如本身也。爱其妻者，如爱己也。”基督教的这些观念，对洪秀全以及以后的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

　　洪秀全在传教和发动群众过程中，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文献，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表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以后，他和冯云山等人共同筹划制定了“十款天条”，把奸淫妇女列为犯天条的大罪之一，在起义过程中和建立太平天国以后，对此执行一直十分严格，对奸淫妇女者同反叛通敌、藏匿盗卖公物一样，要处以“点天灯”或“五马分尸”的极刑。

　　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于下半年颁布了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对婚姻家庭制度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正式废除了买卖婚姻。规定：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凡天下婚姻不论财”，这真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这是对买卖婚姻的彻底否定。所谓“通天下皆一式”，也体现了不分贫富、不分贵贱的平等思想。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还提出：“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这“一切旧时歪例尽除”也表现了与旧传统决裂的决心。

　　１８５５年１月，太平天国改变了起义初期男女分营而居、不到礼拜日不准夫妇同居的规定，恢复家庭制度，对结婚者实行婚姻登记，发给结婚证书，称作“合挥”。“合挥”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禀明主持结婚事务的婚娶官发给，一式两份，男女各一，上写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男方还要注明职业或参加太平军的入营年月；女方的名字写“配妻”二字。“合挥”上有婚娶官盖的龙凤印。这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结婚证书。

　　太平天国的婚礼是举行得十分严肃而认真的。当时那位同情并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唎在他的著作《太平天国亲历记》一书中回忆说：

　　（婚礼）由教士或长老主持。各种异教俗礼全被废弃。男女从未谋面即行结婚的旧俗、选择吉日的迷信以及致送聘金等等全被革除净尽。唯有新娘将下垂的长发挽起成髻，以及新郎于夜间率乐队、灯笼、轿子和骑着马的友人（首领结婚则尚有旗帜、仪仗等）至女家迎娶这两件事仍旧保持着昔日的风俗。太平天国的妇女摆脱了束缚，享有社会地位，从而他们的结婚也就成了爱情的结合。甚至当官长的女儿跟有权力的首领结亲的时候，也从未采用过强迫方式，而是使男女双方首先有各种机会互相熟识起来。我曾多次见到太平天国所举行的婚礼，我可以说，除了不用指环以外，其他一切仪式都跟英国礼拜堂中的婚礼无异。新人同赴礼拜堂（即“天厅”，每一村或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的官署内均设有天厅，至于官长则在自己的天厅内举行婚礼），教士为之祈祷，并严格审查新娘新郎的教理，再联合新人的右手，双方彼此接受了之后，教士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之祝福，宣告婚礼结束。

　　太平天国为使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还采取了其它一系列的措施，一时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景象。但是，农民革命毕竟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它在不少方面还保留着封建陈迹和某些空想的成份，许多措施实行得并不彻底。例如，太平天国虽然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领导者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妻妾盈室；洪秀全的幼妹洪宣娇嫁给西王萧朝贵为妻也是洪秀全一手包办的。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毕竟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作出了“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的规定，第一次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给予妇女与男子以同等的权力，第一次在实践中推行了婚姻自主的主张。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历时１４年，纵横１８个省，全面冲击了封建制度，为历代农民战争所仅见，因此，太平天国在婚姻制度方面的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女弟子

　　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历来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清代提倡尤甚。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代中叶却出现了袁枚、陈文述这样的大文人、大学者提倡女子学习诗词，招收女弟子，支持她们开展结社赋诗的社会活动。这实在是当时背叛与反对封建礼教的曲折反映。

　　袁枚是乾隆进士，少负才名，古文骈体自成一格，晚年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世称随园老人。陈文述是嘉庆举人，工于文，博雅壮丽，为世所颂。就是这两个人广收女弟子，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袁枚的女弟子至今还有姓名可考者就有２７人。他盛名藉藉，到处受人拥戴，威望很高。汪心农序《随园女弟子诗选》云：

　　随园先生，风雅所宗。年登大耊，行将重宴琼林矣。四方女士之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到处皆敛衽报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

　　当时，在一个时期内似乎掀起了一股妇女文学热潮，如陈维寂所撰的《妇人集》，共有九十七条，记的都是明末清初妇女能诗词者的轶事；后来冒丹书又有《妇人集补》，补记十条。嘉庆初，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录各家妇女诗，其三百七十五家。道光年间，蔡殿齐又编《国朝闺阁诗钞》十卷，合有百家。

　　这些女诗人、女弟子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算太高，但是她们的思想、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例如金若兰早寡，写过《囊琴》一首，以抒发寡妇生活的凄清：

　　竟作囊中物，空山月满林；

　　无弦亦如此，应为少知音。

　　她还有“不见海棠花，斜阳照芳草”，“绣被冷如冰，昨夜三更雪”句，绮丽极，伤心极，不是寡妇，说不出来。

　　随园弟子张玉珍也早寡，她写过一首《满江红·春日课儿感悼外子》：

　　双燕穿帘，浑不解倚楼人独。才瞥眼春光已尽，满前亲绿。旧梦竟随流水去，遗书苦唤娇儿读。叹辛勤窗底母兼师，愁盈掬。箓思往事，眉常蹙；怜别绪，情难续；愿相期一笑，同登仙箓。识字由来忧患始，有才偏使年华促！剩中心抱恨最难平，抛棋局。

　　以上这首词充分体现出守寡妇女心情之痛苦。“识字由来忧患始，有才偏使年华促”二句，真是感慨已极，伤心已极。

　　当时有一个叫夏伊兰的女子，写过一首《偶成》，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诗云：

　　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独至评闺材，持论恒相反。有德才可赅，有才德反损，无非亦无仪，动授古训典。我意颇不然，此论殊褊浅。不见三百篇，妇作传非鲜？《葛覃》念父母，旋归忘路远；《柏舟》矢靡他，之死心不转；自来篇什中，何非节孝选？妇言与妇功，德亦藉此阐；勿谓好名心，名媛亦不免。

　　这种招收女弟子的做法（有些和明代李贽相类似），以及女子作诗填词与流露出来的思想，显然是为统治者所不容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是有伤风化的危险倾向，加以“舍家而躐国，务为宏大”的罪名，进行思想围剿。当时一些道学先生也纷纷起来攻击袁枚。这正如胡适在《章实斋年谱》中所说的：“袁枚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

　　其中攻击最力的是章学诚。他是会稽人，字实斋，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邃于史学。当《随园女弟子诗选》于嘉庆元年刻出后，他就大骂说：

　　近有无耻文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其实，章实斋骂得越凶，越是说明袁枚影响之大。“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这不正是可以证明袁枚招收女弟子、刻印女子诗选等行为，群众基础是很好的。

　　后来，章实斋又写了一篇《妇学》，是专门攻击袁枚的。其主要观点是说，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是妇人的正学，做诗作文，对妓女来说还可以，若“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妇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欣赏，不久就画刻许多板，流传很广，但是女子仍是不断地作诗刻集。随园老人袁枚在《随园女弟子诗选》出版的第二年就辞世了，可是以后仍是女诗人辈出，《妇学》并未能限制住女子才能的发挥，这也是清代妇女问题上的特点之一。

　　四、女书

　　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受压迫，被摧残，当然会激起不同形式的反抗。为此，妇女之间常常进行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交往，以相互帮助，或渲泄内心的痛苦。唐代有些妇女结成“女人社”（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是一个例子，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发现的女书是又一个例子。

　　女书是流传在湖南南部一些地区妇女之间的一种奇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传女不传男，男人不学不用，存在至少有几百年之久。从清末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女书的流通地点是湖南南部边区的江永县，以“上江圩乡”为中心，近百年来的传播区域大致不超过方圆一二百公里。“上江圩乡”在江永县的东北，和瑶族最重要的祖居地“上江瑶乡”比邻。江永县的语言有三种：西南官话、江永土话和瑶语。女书书写的语言是江永语（当地汉语方言）中的“消江土话”，有３０个声母、３１个韵母、５个声调，不分声调有４００多个音节。

　　女书是一种由单音节符号构成的音节文字。不同的村、不同的人写法往往不同，缺乏规范性。作为音节文字，女书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以音节符号书写当地的土话，学习起来非常容易，这是女书能在妇女之间长期流传的有利条件。女书和外地既有符号的隔阂，又有语言的隔阂，再加上地势偏僻、交通不便，这可能就是女书长期不为人知的原因。

　　女书是右高左低的长菱形，属于广义汉字式文字的类型，是“借源”文字。在６００多个通用女书的符号中，和汉字的形体、意义明显相关的有１４０多个，约占全部女书的四分之一，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作更改。有五种基本笔划：点、斜、竖、弧、圈。笔画组成的“结构体”大约有２０个，少的一画，多的十一画。“结构体”有的自成“独体字”，有的相互结合成“合体字”。结合的方式和表意无关。风格上女书和经书更接近；但是从数量看，女书和楷书渊源密切。

　　女书都是通过读唱来使用的，是一种“歌堂文学”。文体基本上都是适合读唱的七字韵文。女书的用途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宗教祭礼，例如在婆王庙“读纸”、“读扇”，祈求婚姻美好或消灾免祸。二是读唱娱乐，例如在“贺三朝”、“斗牛”节等节日，一边做工，一边读唱女书纸扇。三是结拜姐妹，写在纸上、扇上，作为结拜信物。四是信件往来，一般用七字韵文，但因通信困难，所以信件不多。五是诉苦写传，诉说妇女的生活痛苦。六是记事记史，例如《长毛过永明》。七是改写汉字韵文，例如《粱山伯与祝英台》。

　　在以上这些用途中，最主要的用途是诉苦写传。女书文学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所创作的口头文学。她们生前通过读唱发泄胸中的郁闷，死后把自己的创作焚化陪葬，因此流传多半及身而止，难以超过两代。历代战乱破坏文物，女书也屡遭焚毁。１９８２年冬，有的学者在湖南礼江华瑶族自治县上游乡作社会调查时，在江永县消江乡白水村发现了一份女书作品，是一位老年妇女何西静一生的苦难经历，也可以说是《何西静传记》，这份女书写在一块长约２尺、宽约１尺的淡蓝色的布面上，共约８００字左右。

　　有一篇以控诉解放前的社会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为内容的女书写道：

　　静坐空房把笔提，诉出可怜传四方：

　　哪个如同我一样，一生命苦诉不完。

　　年当十九青春少，落入唐门配夫君。

　　夫妻本是感情好，虽然困苦水亦甜。

　　只因日本来侵略，官府逼夫去当兵。

　　我夫入营年半载，身得重病卧营中。

　　营中并不来修诊，嫌他无用送回家。

　　归来想起无主意，借起钱来请医师。

　　诊来诊去都不好，房屋田地尽卖完。

　　只望神灵来保佑，谁知夫君一命亡。

　　一朵黑云头上盖，天昏地暗几时休。

　　有爷栽花无爷养，命到黄泉万事休。

　　夫死之时儿两个，死后七月添朵花。

　　留下我来当寡妇，抛下儿女多可怜。

　　白日千家去讨米，夜间破庙来安身。

　　大的哭来小的叫，母子四个苦连天。

　　问声皇天疼不疼？皇天可否来申冤？

　　若把我的冤诉尽，万纸千章写不清。

　　口头提起眼泪出，再好先生记不赢。

　　头号羊毫坏十竿，半点冤情未写明。

　　朝朝想起夫君事，日不安来夜不宁。

　　一家生活真难过，寡妇养儿费尽心。

　　上借盐来下借米，野菜充饥度光阴。

　　如今世上真不好，三时六刻没时欢。

　　人家有夫千日好，只我无夫难上难。

　　总是茫茫过日子，无人怜惜没商量。

　　哪个如同我一样，吃尽苦头受尽寒。

　　可见，女书是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它对我们了解妇女在历史上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