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男风也是很盛的。男风、性小说、春宫画的流行，是明代性风尚三个最突出的方面。

　　一、帝王的男风

　　明代皇帝好男风的很多，和汉代有些相仿。其中明武宗朱厚照是很突出的一个。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但对射箭、骑狩与曲乐十分喜欢，也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１２０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巡的时候，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入宫，于是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

　　清代毛奇龄的《明武宗外记》有这么一段描述：

　　宫中六局者，有尚寝者，司上寝处事，而文书房内官，每记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宫嫔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记注，掣去尚寝诸所司事，遂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蹋麹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

　　以上记载了明武宗和后妃同寝，一个月不过四五天，其它时间都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往返，由此可知其性兴趣。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写亦虎仙、钱宁等。他常在“豹房”进行同性恋活动，不理政事。“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明武宗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百官老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这又是多么荒谬！

　　明武宗因沉溺酒色在３１岁时就死了，继位的是万历帝朱翊钧，前面说过，他也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荒淫无道的皇帝，他也好男风。《枣林杂俎》说：神宗幸爱小珰、孙海、客用等，夜游别宫。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就耽觞酌十昼十夜，宠“十俊”，即十个俊美的小太监。《万历野获篇》云：

　　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其时又有一缇帅，为穆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丰姿，扈上驾宰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惭恧避去。

　　以上所述的“董圣卿”就是指和汉哀帝有“断袖”之交的董贤。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的。他征美妓于不夜宫，征召娈童于长春院。而这些女院（娼寮）与男院（娈童居所），就分别处于北京城中的花柳街与胡同巷。明熹宗就把这些美妓、娈童置于宫中自己设的女院及男院，时常行乐其中，其中美妓赛施与娈童少弥，都蒙皇上的宠幸，每有游宴，则使宠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戏于前为乐。

　　除了皇帝以外，当时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例如明世宗时的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就好男风，《五杂俎》就提到严嵩的家人永年，号鹤坡，有后庭之宠。他“招权纳贿，与朝绅往来，无不称鹤翁者”，有个御史甚至于还和他结拜兄弟。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中说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即少年演员，“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维妙维肖。

　　当时，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女性会被卖为娼，男孩则被卖为被人玩弄的娈童。严嵩和严世蕃每陷仇家，就把仇家的男孩夺来作为娈童，百般侮辱，进行性虐待。后来严家事败，他们的后代也被仇家所纳，而流入倡业。

　　二、社会上的男风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这些书童除伴主人出外或远游，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

　　当时，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子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不少士人和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暖姝由笔》云：

　　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那么为什么男风在明代会这么兴盛呢？唯性史观斋主解释说：

　　“明代立国，崇尚酷刑峻法，罪至流徒，则妻孥子女皆没入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姣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娈童的机会。”

　　以上论述，似只说明了当时达官、贵族的喜好男色有一些有利条件，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这说明了三个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此风至清不衰。“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竟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当然，同性恋不只是男性，女同性恋者也有，但历史上记载不多，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上了解一些情况。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崔笺云和曹语花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女同性恋的关系。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还有女性对女性施行性虐待的情节，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风情的反映。

　　三、福建男风特盛

　　根据许多史籍和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代男同性恋比较公开与普遍的地区。当时，福建海运很盛，去菲列宾、台湾、日本等地通商的很多，而航海的人都相信，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会出事，这样，长期在海上的人就以同性恋作为性发泄。明代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云：

　　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金娶姿首韶秀者，与沟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小舍，最为乱逆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之，而尊豪刚遂称“契父”。

　　“契”这个字，在福建就是指男性间的性关系。中国传统的同性恋的关系，当要受社会承认时，就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在福建地区，这类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的表现。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形式，所以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姊妹相称。《敝帚斋余谈》中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说：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伉俪。

　　这种“契兄”、“契弟”的关系，不但为当时当地的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所认可，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确，这就是“契兄”受到“契弟”父母的爱护和尊敬，像他们的女婿一样，而当“契弟”到了一定年龄要与女子结婚时，“契兄”就要在财力上予以支持。

　　当时福建地区男风之盛行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地处偏僻，贫民多以淫业为生，例如当地的剃头师傅也兼经营变相男倡，并利用学徒为业。清代谢章的《赌棋山庄笔记》云：“福清之渔溪，孔道也，而风俗极靡，丛剃发者，辄蓄成童以下，教以按摩。客至，进献其技，倚人身作忸怩态，其龌龊贪婪最甚，真恶习也。而流妓亦鲜佳者，且年多在三十以外。墙壁或题句云：老阴与少阳，乱掷金钱卜。”

　　当时，福建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叫蜁民。“传蜁民为南方夷也，从前闽省乃乌诸国，到汉人进闽，他们战败无处可归，相卒入水。或云为蒙古民族，南迁闽、粤二省，元朝时甚有势力，元初宗族子弟同帝至闽不归而留，到处横行。元亡，失势，闽人屡战屡败，至驱迫落水，习操水上。”这些蜁民被视为奴、优、隶、卒一类的下贱人，他们生活在船上，夜晚不行驶时，男的做男妓，女的做妓女，对此也不以为耻。

　　所以，男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风气，但“淫风”从何而来？其中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它甚至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