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太平天国官制的渊源

　　太平天国官制取自周礼。汪士铎乙丙日记述他在天京见太平的典章制度说：〔官制皆仿周礼〕。安徽潜山县人储枝芙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建立的官制说：〔窃周官制，立伪军帅、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就是太平天国文告也明白宣告自己的官制据自周礼，如镇守浙江桐乡县的符天燕钟良相布告列规条十三则，其第一则便说：〔立军、帅帅、准周礼二十五家之制〕〔一〕。这是一件当时人通知的事。

　　周礼当是战国时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一部官制汇编。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都曾经依托过周礼。太平天国的创制者洪秀全、冯云山也是熟读儒书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据周礼，把远古时代理想化，从中得出自己的国家观念，从而创立自己的官制，这不是偶然的。

　　在太平天国的官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乡官制，便是源自周礼乡、州、党、族、闾、比的制度的〔一〕。但周礼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帅、闾胥、比长所掌祇政教〔二〕。到三年大比，简阅民数和物资的时候，才把一乡的卒伍用军制组织起来，〔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因农事而定军令，作一次检阅和训练〔三〕。太平天国的乡官则不同，其辖一万二千五百家的军帅，假以令旗，得操徵调的权柄，使兵民合一，文武一途，令军帅兼文武的职任。自辖二千五百家的帅帅以至辖二十五家的两司马，都设公堂刑具，催科理刑，都专责成〔四〕。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大大地把周礼的制度加以发展。

　　太平天国许多重要的官职都取自周礼。如总圣库便是仿自周礼「掌受九贡九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的内府制度，和「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的外府制度〔一〕。如婚娶官便是仿自周「掌万民之判」的媒氏制度。周礼注媒氏说：「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二〕太平天国把结婚证书称为〔合挥〕，也就是从周礼而来。

　　周礼有典命，注说：「命，谓王迁秩群臣之书」〔三〕。有典妇功，注说：「典，主也。典妇功者，主妇人丝枲功官之长」〔四〕。又有浆人、醯人〔五〕、舂人〔六〕等官职。太平天国采取了周者礼这种典官建制的用意，从典簿书、典诏书起，以至「百工技艺，各有衙门」〔七〕。中国封建皇朝设官，都以易系辞「百官以治」为原则，专为统治人民而设。而太平天国设官，则扩大到百工技艺生产上去，使太平天国「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其性质显然有所改变。太平天国官制，也有采取周礼的官名而作用不同的。周礼以六官建立官制，其「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於百事」〔一〕，掌理国务。后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即从此而来。太平天国采取周礼这种官名，设产了六官丞相，但只作为最高一级的官阶，而没有实任的职务，与周礼名同而实异。

　　太平天国官制以取自周礼为主，也有旁及他处的。如疏附衙便取自诗经。诗经大雅绵：「予曰有疏附」。傅：「率下亲上曰疏附」。疏：「疏附，使疏者亲也」。这本是诗人托古人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而太平天国却取为主管送递国家公文的官名，来作为表示沟通上下内外，团结一致的标志。

　　太平天国设立的官名，也有取自中国封建皇朝的官名的，如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等官名都是，但太平天国只用来作为各级官阶的名称，而兴在封建官僚组织中担任各种职务的官职不同。

　　乙 太平天国的官与爵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在广西武宣县东乡建国，拥戴洪秀全即天王位，设立百官〔一〕。

　　这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永安州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是为封王之始。

　　癸好三年九月，封秦日纲为顶天侯，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是为封侯之始。中国古制，官，是职守，担任治理国家的职务，易系辞说：「百官以治」，周礼说：「设官分职」。爵，是爵位，以封功臣，礼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官和爵两者是不同的。

　　太平天国初设官爵，原照古制，丞相以下为官，王、侯为爵。但由於丞相只是一种官阶，并非实有任务的职官，因此，凡由丞相封侯后，所遗的缺就由别人递升。这就给人错觉认为侯是丞相上一级，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的情报机关便是如此。太平天国的官爵在施行的初时就已经有连成一片的趋势。

　　天京事变后，在侯爵上，增加义、安、福、燕、豫五爵。其作意是要限制封王，使功臣封侯后还有五爵可递升。不料后来越封越多，满朝都是义爵、安爵，不得已再在义爵之上加多天将、朝将、神将等级来作限制。於是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实际无异於官阶，而天将、朝将、神将等都是官名却称之为爵〔一〕，天将再升便是王爵，官爵到这时侯，已经混淆在一起了。

　　丙 累代世袭的太平天国官爵

　　太平天国的官爵是累代世袭制。辛开元年十月十二日，天王在广西永安州下诏道：「天王诏令通军大小众兵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今诏封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开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动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太平天国定下了官职累代世袭制。

　　壬子二年夏，从广西进军湖南时，以左辅正军帅东王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帅西王萧朝贵名义颁布的救一切天生天义及中国人民误帮妖胡者诰谕号召清军起义道：〔今幸上帝大开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特谕中国人民，从前误在妖营帮妖逆天，今闻本军帅谕，有能即明大义，约同中国人民，擒斩妖胡头目首级亲到天朝投降者，本军帅不独赦宥尔等前愆，且将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尔等。我主江山万万年，尔子尔孙世袭官爵万万年。……在世荣耀无比，在天享福无疆，永远威风，永远尊贵」。太平天国再次宣布官爵世袭制。

　　中国封建社会，做官的是人上人。官阶越高，威风越大。至於封爵，传及子孙，更威风无比了。这种封建思想，在当时还深深地存在於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所以太平天国就定下官爵累代世袭制度，来鼓舞将士同心同力同打江山，同受天禄，同享天福。在起义的布告中，也以「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尔等」，尔子尔孙世袭官爵万万年」，来号召清军起义。

　　在太平天国的当时，不可能不用封官拜爵来鼓舞群众。但封官拜爵却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威风无比」，「享福无疆」，使他们居於特权地位。太平天国教育干的天情道理书说：「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今昔不同確实如此。可知当年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今天封官拜爵后，已经一变而为「盖世」「威风」的特权阶层了。

　　中国封建时代，「土无世官」〔一〕，职官不世袭，就是世爵，除特予「世袭罔替」外，都有袭次，袭尽即除爵。太平天国则不论官或爵，都子孙累代世袭。如赞王蒙得恩助理国务，担负在外交任务。受到外国外交官的藐视。有一个英国外交官竟狂妄地诋毁说：「在综理政事之时，他完全是一个孩子，你也要当他是个小孩子来对付他」〔二〕。封建皇朝还认为「士世禄不世官，恐其未必贤也」〔三〕，不得世袭其官，而太天国竟连这一点都不考虑了。据贼情彙纂所记，乡官同样是「许以子孙承袭，世传不替」。乡官本是「乡里公举」，「为众姓所共推」的，也许以子孙世袭，那就把这种具有民主性质的乡官制度的良法美意践踏尽了。

　　丁 官爵情况的变化是反映太平天国前后两期不同政治的镜子

　　太平天国的官爵，从性质说是封建的，从组织说是复杂而庞大的，本不是一种好制度。但在前期政治清明的时候，却在「同打江山，同享天福」的号召和目标下，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一到后期大纲紊乱的时候，就成为丧失人心的大毒素。官爵执行的情况，正好似一面镜子反映了太平天国前后两期不同的政治。

　　在太平天国前期，封官拜爵，掌握着四个原则：第一、铨选之权，全操于中央。凡授官，经丞相、检点、指挥等各举其属，互结公同保举，呈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转申东王杨秀清，经东王杨秀清核准，始会奏于天王，以取旨准，然后以东王杨秀清名义颁给官执照，交该官收执，以凭赴任领印，办理该官职事务〔一〕。就是将帅统兵远征，深入敌境，虽关山远隔，路阻不通，而对封升立功将士，也同样是只准保举禀奏回朝，将帅不得擅行封升。故常有派信使偷越敌人关卡，间关千里，回朝禀奏保举的事。癸好三年四月，东王杨秀清核准北伐大将林凤祥等保举彭福兴、张大里为监军便是一个例子。后来干王洪仁玕在立法喧谕里论到此事说：“查东王在日，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颂行，故官虽少而足贵，从无越队求荣，印虽小而可珍，孰敢私镌伪铸，郑重为何如也”！由于这时诠选官员的权柄，完全操于中央政府，故法立令行，事权统一。第二、官爵井井有条。太平天国前期，丞相以下为职官，王、侯为爵位。职官分正职官和同职官，其名称虽然繁多，但却纲举目张，厘然不乱。第三、限之以官爵，官爵加则知荣。太平天国前期，丞相为官居极品，非有大功不封侯，总计得封侯爵的不过二十人。诸葛亮论他治国的政策有「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一〕的话，太平天国前期所掌握的这一个政策，正与诸葛亮治国的政策相合。第四、「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二〕。甲寅四年十月初七日，东王杨秀清诰谕统师在田家镇前敌的燕王秦日纲说：「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秦日纲禀覆说：「卑爵遵即谕明各官，嗣后凡有保举官员，毋得徇情滥保，有玷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选举，时时亲为勘验，凛遵我东王金谕而行」〔三〕。从这一道诰谕和禀覆看来，当时任用官员的慎重可以想见。乙荣五年，敌人论太平天国的诠选也说：「赏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达，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蹙而不舍焉」〔四〕。

　　太平天国前期封官拜爵，就是掌握着这四个原则，所以官爵就能够收到集权于中央政府和发挥它鼓舞群众斗志两种巨大作用，从而促进革命形势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而这种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也就反映在当时官爵措施的本身上来。

　　天京事变的结果，形成中央大权旁落的局面。在官爵方面，将帅擅自封官拜爵，夺取中央铨选权柄。己未九年，干王洪仁玕初执政时，他在立法制喧谕里指出：「国家机要，惟在铨选」，而当时将帅竟有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的事。他定下森严的法令：「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足录，只准注明功劳部，存其劳绩，以俟凯旋奏封。主将以下统兵官无位（论）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镌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但这只是一纸具文，并未能遏得住这一重大流弊。据现存的一部登记叛徒保王童容海部下官执照及官印清册上所记官执照共九百三十八张〔一〕，条列于下：

　　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发的官照 一张

　　翼王石达开发的官照 七张

　　英王陈玉成发的官照 一张

　　忠王李秀成发的官照 六十三张

　　侍王李世贤发的官照 九张

　　辅王杨辅清发的官照 三十一张

　　卫王杨雄清发的官照 二张

　　保王童容海发的官照 七百一十张

　　成天义陈玉成发的官照 一张

　　程天义桂顺得发的官照 一张

　　熏天义黄祖发的官照 一张

　　晤天义杨雄清发的官照 一张

　　通天义刘官方发的官照 二张

　　惒天义杨志清发的官照 五张

　　金天义古隆贤发的官照 二张

　　阀天义马桂功发的官照 四十五张

　　兴天安胡潮荣发的官照 一张

　　情天安杨福清发的官照 二张

　　志天安杨志清发的官照 四张

　　从天安黄潮清发的官照 二张

　　理天安蓝仁得发的官照 二张

　　阀天安马桂功发的官照 九张

　　保天福兼部事刘庆汉发的官照 一张

　　步天福吴盛扬发的官照 一张

　　郑天福萧星耀发的官照 一张

　　阀天福马桂功发的官照 四张

　　忭天福闻潮春发的官照 一张

　　铨天燕赖冠英发的官照 一张

　　青天预谭体元发的官照 二张

　　嗹天预魏家安发的官照 三张

　　步天预吴盛扬发的官照 一张

　　九门御林吏部正天官义赖发的官照 四张

　　殿前吏部正天官朱兆英发的官照 九张

　　真神殿大学士兼理吏部天官事务黄发的官照 一张

　　主将杨辅清发的官照 三张

　　天官燕提掌军民加贰秩彭大顺发的官照 四张

　　以上官执照，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发的一张为前期官执照，这时太平天国行军师负责制，官执照由正军师发给，这是国家定制。真神殿大学士兼理吏部天官事务黄发的一张，九门御林吏部正天官义赖发的四张，殿前吏部正天官朱兆英发的九张，又保天福兼部事刘庆汉发的一张，都是后期中央政府吏部天官所发，这是后期的制度，也是国家定制。至于翼王石达开发的七张，为走分裂路线后所发。这些都除开不算外，计共有英王陈玉成等二十三人以三十种名衔发给的官执照九百十五张。由于这一路军队是保王童容海统率的，所以他发给的官执照最多。他在辛酉十一年十二月才封保王，到壬戌十二年六月叛变，在半年之内就以保王名义发了七百一十张官执照。以上所录的官执照，不仅仅是发给属官的官执照，而且还可以发给爵位的执照，例如英王陈玉成发给雷同兴瑎天侯执照。忠王李秀成发给李章懿蒶天豫执照、朱大椒茎天福执照。侍王李世贤发给魏家安嗹天豫执照。辅王杨辅清发给何朱仪幽天燕执照。保王童容海发给宣鸿猷猷天义执照、卢宣发笏天安执照、姜复宗维天福执照、施开显倚天燕执照、朱仲桂信天预执照、刘坤珊秉天侯执照。阀天义马桂功发给吴盛扬步天福执照、张桂发侣天侯执照。甚至高一级就得发给低一级的官爵执照，例如保王童容海就发给罗文宓永忠天将执照。从上面分析出的情况看来，太平天国后期将帅不但可以任官，还可以封爵，国家的大权落到他们手中，是到了怎样的严重的地步。

　　天京事变后，大纲紊乱，在官爵上，尤其显著地反映出这种情况。第一、官与爵混乱。太平天国前期，王、侯为爵，丞相以下为官，在定制时是将官与爵割分的。虽然由于六官丞相只是一种官阶，所以由丞相因功封侯后，遗缺都由他人递补，曾经使人发生侯爵作为丞相上一级的看法。但是，当时明定丞相是「官居极品」，非建立大功不得封侯，这就仍然掌握住官爵区分的大界限。到天京事变以后，爵上加设官职，官职下面有爵位。戊午八年颁布的太平礼制，王爵下是掌、义、安、福、燕、豫、侯。掌，就是掌率，是一种职官，而不是爵位。这时候，已出现在六等封爵之[上加设职官的情况。到己未九年十月，据天王诏旨，在义爵之上，已列有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这七种职官。这就混乱官与爵的界限，从而混淆了官与爵的区别。李秀成自述原稿记陈玉成事说：「陈玉成封又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实任」。成天豫本是陈玉成的爵位，李秀成却把它说成是实任的职官。李秀成这一句话，反映出当时这种官与爵混淆的情况。第二、职官类和等级因人而改变。例如庚申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幼主诏旨说：「前诏正掌居天将之下，今璋叔兼正掌，其正掌职同章也」。案正掌，即正掌率，本为正职官，现因此职为章王林绍璋兼任，就改为职同章王，这就把正职官改为职同官了。又正掌率等级本居天将之下，今因章王兼任，就改为职同章王，职官等级竟因人而改变了。第三、职同官变成职同王爵。例如同日幼主诏旨说：「朕再诏明，昨诏赉奏职同天将，今诏命和表兼赍，职同西也」。案职同官，就是这一种职官的职任相当于某种正职官，而不可能同于爵位。赍奏本定职同天将，今因由幼西王萧有和担任，就改为职同西王，这就把职同官变成职同王爵了。第四、六等爵变成卑官。在前期，以功高如大将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尚未得封侯。到后期，六等爵越来越变成卑官。据现所见庚申十年天王诏旨和幼主诏旨，在六部之下，就是主佐将，已经不再诏及义爵。其燕、预、侯等爵作为小小的属官的比比皆是例如刘长元以■天燕任精忠天将左一总检，邹浍川以蕙天预任精忠天将左一承委，石可新以蕙天侯任制胜朝将左一承宣。而官册上张得元名下注明：「由舒天侯升琦天安正持大旗」，是侯爵的地位尚低于安爵的属官正持大旗〔一〕。以上都是大纲率乱反映在官爵制度上的情况。

　　在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用广封政策，以鼓舞人心，曾收到「各又振作同心」的作用〔一〕。但这种政策，只取效于一时，却种下滥封的根源。据丁巳七年五月，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后一个月，清朝探报天京城内人物，其中有封爵者计有：安王洪发、福王洪仁达、赞天燕蒙得恩、顺天燕钟芳礼、地官丞相加侯爵陈潘武、春官丞相加侯爵刘庆汉、秋官丞相加侯爵莫仕暌、冬官丞相加侯爵陈得风〔二〕。这八人都不曾建立大功勋，竟得封爵。这就打破了以前限之以官爵，特别是非建立煊赫的大功勋不得封爵的大限。虽然于侯爵上加设义、安、福、燕、豫五爵共成六等封爵，而后才到王爵。六等爵在用字作封号都用尽后，又用数字编排，以作无限制的封赏。据现存官印，有三百六十八天安廖深印〔三〕。五百五十八天安左二武军政司印〔四〕。在记载上，有一千四百六十七天福邹某〔五〕，一千四百六十九天豫龙有用〔一〕等。后来，还在义爵的上面，再加设天将、朝将、神将等官级。但是，封爵的大限已经打破了，就好似冲开缺口的堤防一样，日封日多，到「举朝内外，皆义皆安」，上面所加的官级也不能发生限制的作用的时候，就势必致于把作为封爵的最后一道堤防的王爵冲破，一直到了滥封二千七百多王的地步。王爵初时是有王号的，到封多了，就不再给王号，一律称为列王。后来列王又封多了，再封的王，不用「王」字，都用「坣」字〔二〕以区别于有名号的王爵和列王。这种所谓「坣字之封」者，它的意义是「小王」〔三〕，封的人，都感到委屈〔四〕。太平天国官爵制度到这种境地，已经是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官爵制度到了无路可走，其结果只有滥乱。滥乱的情况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无功得膺封爵。昭王黄文英供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另一方面是有功的受到压抑。昭王黄文英供说：「我哥子打了多少好仗，夺了多少地方，前年才封堵王」。黄文英的哥哥就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大将黄文金，骁勇善战，威震敌人，曾国藩等都很怕他，称为「黄老虎」。他从参加金田起义起，百战功劳。镇守湖口要塞，屡败曾国藩是他。奋起讨伐叛徒韦俊，夺回池州是他。后来留守湖州要地，保卫幼天王安全转移也是他。太平天国后期于己未九年已经再行封王了，就在这一年，蒙得恩、林绍璋都得封王，而黄文金却迟到壬戌十二年滥封王爵的时候才封了一个堵王。这一个堵王，只是一个三等王，连上奏天王，还要受到层层的控制，昭王黄文英供说：「天朝的事越做越坏，若我王兄立了多少功，要奏一件事，还要转两道手才到干王手里，干王准奏，才奏上去」。从黄文英供里，反映出有功的受到压抑的委屈不平。于是在这种滥乱的封爵情况下，无功的得膺封爵，有功的受到压抑，这就导致太平天国内部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它的反面去了。

　　太平天国前后期官爵情况的不同是很鲜明的。而太平天国的官爵制度，也就好似明镜一般把它的盛衰兴亡深刻地反映了出来。

　　戊 太平天国官爵制度尚有待于发掘和研究

　　太平天国由于要广设官职，就不能不多立名目，既有朝内、军中、守土之分，又有正职、职同、恩赏之别，而所署官衔更系以六官、五行、方位、数目、正副等字以作编排，因此，它不仅是庞大的，而且十分繁复的。到后期一再增加官爵等级，并在爵上加设官职，复造成官爵淆乱的情况，比前期更加繁复，所以当时人即有「名类甚伙」，虽久在太平军中的人也不能详悉之论〔一〕。

　　关于前期官爵，现有曾国藩情报机关编纂的情报（贼情汇纂）可考。该书卷三便是全记太平天国的官制。据说明编纂的经过，初时是向从太平天国逃出的地主阶级分子，「遍询广谘」，后来又根据掳夺的「捆載累累」的太平天国诏书、文案、官簿，分别条目，尽录官衔，以定等级，并再经过从太平天国逃出的奸宄分子的「一一诠释」，然后〔条分而缕晰之下，其昔有今废之制，则删削之，绩改之制，则增辑之，悉心考证〕，编成这一卷官制。自以为似可符合太天国现行制度。其实，今天只从该书本身作初步核对，便已经发现了一些错误，如果得到太平天国原文件来核勘，那就一定会看到更多的错误出来。

　　关于后期官爵，文献既如此缺乏，又没有一部如同贼情汇纂那样的资料可供利用，不待说是很困难的了。

　　因此之故，我们根据目前的资料和极为残缺的文献，还不能清楚地知道太平天国政权的组织系统，甚至后期官制究竟分为多少等级也不清楚。关于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省政府以及郡县各级政府的组织系统，各军主管机关的组织系统，各王、各高级官属下的组织系统等等，都是太平天国官制史上有待今后发掘和研究的问题。现在本书这一卷，只是给读者研究太平天国官爵制度提供一些看法和线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