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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是重要的汉族军事著作之一。商周秦汉的大司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司马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国防部颁发的作战条例。这些条例据说是齐国司马穰苴整理成文，是现存最古老的汉族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作品内容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汉族军事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

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顺天、利地"，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镇用于防守。坐镇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德衰"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另一版本

作者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历史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论述范围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武经七书”之一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 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 司马法 》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 》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后世评论

《司马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一部兵书。关于其作者与成书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西周时，王室设有大司马一职，职掌军事，《司马法》就是司马论兵的兵书。这个司马是谁，如今已无从查考。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现只存五篇。
《司马法》在汉代具有崇高地位，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评论道：“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东汉以后，《司马法》被奉为兵学权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为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认为今本《司马法》完全是伪书。这个看法过于偏激。我们认为，今本《司马法》应该看作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不义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了同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是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借助战争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这实际是说，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这表明《司马法》并不简单、绝对地反对战争，否定战争，而且还表明了《司马法》已经揭示了战争的实质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亡”的观点。认为，如果平时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仁本篇》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战争的态度：好战会导致亡国，忘战也会导致危险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军队治理

《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很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民众、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也指出，治理军队与治国是有区别的，治国与治军各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古时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去治国。如果两者相混，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因为，治国与治军的目的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意思是治国追求的是温文尔雅，治军追求的是坚决果断。
战略战术

《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轻”、“重”在《司马法》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这种轻重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严位篇》说：“凡战……以甲固，以兵胜。”又说：“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这里的重指的是坚固，轻指的是锐利。在战场上，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甲胄的坚固性来巩固防守，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锐利来发起进攻，战胜敌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防守和进攻而不会出现偏颇。《严位篇》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这里的轻、重指的人数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队与敌人的小部队作战可能产生危险，用大部队与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可能无功而返，用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部队就可能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要迅速决战。所以，大部队和小部队的相互结合，互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军队的指挥上，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结合的问题。《严位篇》说：“上烦轻，下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总而言之，《司马法》强调，不论是武器配备、兵力的运用，还是军队的指挥，都要注意轻重结合。
军事辩证法

《司马法》的这种以轻、重来阐述军事问题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国军事辩证法史》中指出的那样：“《司马法》从军事领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诸因素中抽象出‘轻’、‘重’这一对基本范畴，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孙子、范蠡分别将军事领域诸矛盾归结为刚柔、奇正、阴阳一样，都是把军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这对建立我国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武器装备上，《司马法》认为要尽量运用精良的武器。它还强调要团结士卒，提高士气，充分利用奖惩手段等。
局限性

《司马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
《司马法》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