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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玄学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全书共三卷十八篇，三国魏刘劭所作，南北朝时西凉刘炳曾为之作注。书中讲述的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
基本信息
人物志，魏，刘劭（shào）撰述，《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 —239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十六国时刘昞 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今有《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其书自《隋书·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一。
《隋书·经籍志》列入列为「名家类」，具体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理论，为魏晋玄学中的重要面向。
内容简介

刘劭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劭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对于甄别人才，刘劭进而提出「八观」、「五视」等途径。「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覆察识。「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作者简介

刘劭，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今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生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年-172年，卒于魏齐王正始年间(240年-249年)。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历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魏朝之后，曾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后曾受爵「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
刘劭学问详博，通览群书，曾经执经讲学。编有类书《皇览》，参与制定《新律》。着有《乐论》、〈许都赋〉、〈洛都赋〉等，著作多已亡佚。仅见《人物志》、〈赵都赋〉、〈上都官考课疏〉。
创作背景

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所谓「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质，展现于具体生命的型态，有各种不同的情态或姿态，可以品鉴。
这种品鉴人物的著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及「徵辟」，两者都需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所垄断，名不副实。汉末大乱，群雄争起，积极网罗人才，魏朝后采取「九品中正制」，透过州、郡大小中正品评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择用。因此三国魏晋以来，才性品鉴与拔选人才，极受关注。
锺会总结此一时期对才性的争论，作《四本论》，归结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观点。刘邵《人物志》则为此一争论的重要论述。
历史评价

《人物志》所表达的人才思想能够在汉魏之际出现不是偶然的。
两汉时期选拔官吏的方法，主要是察举和征辟，其取舍的标准主要是乡里对有关人物德业学行的评论，这种选才方式，客观上推动了品评人物的风气的盛行。东汉后期，察举制因其没有客观标准开始弊端丛生，并成为社会政治危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士人利用清议为武器，臧否人物，抨击朝政，与宦官势力作斗争，要求国家选材时“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到曹魏时期，建立九品中正制，按人才优劣，评定九等，按等授官。于是，如何识别、评定人才，就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九品官人法”的实施，也只是解决了名实不相符的问题，即品第高低与官位大小相符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材与质合，能与任宜的问题。因此，人不尽其材和官废其职的问题成为当时吏制的突出问题。刘劭曾奉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及《说略》，其指导思想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人物志》正是这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它以综核名实为基本的思想出发点，针对当时人物品鉴的偏弊，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人物品鉴的原理、原则和方法，使人物品鉴论向理性和形而上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开了以后“四本才性”和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圣人观”而融通儒老的先河，不管是对当时还是以后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