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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汉族军事著作。《乾坤大略》的指导思想是专论大端，即专论“王霸大略”。览天下之大势，求帝王之得失成败，阐述逐鹿问鼎、扭转乾坤的大方略。对于此一性质，作者王余佑明确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各有专书，不在此列。”

介绍

从先秦至清代现存的兵书共有二千一百五十余部，其中以兵法和兵略两类最受世人注重。兵法类阐述用兵理论，以理论水平见长；兵略类记述用兵史实，以切合实用见长。兵略类中，专门辑录一书或多书而按照时间先后编年的如陈禹谟《左氏兵略》、胡林翼《读史兵略》都已为人熟知，但按照某一指导思想辑录的用兵谋略虽有一些，却不多见，《乾坤大略》则是其中的一种。
谈兵与谈略有很大不同。前者千端百计而变化无穷，后者则仅出数端即可明见端倪，甚至胜负立判。朱熹《朱子语类》在评论张良时说：“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他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同样，诸葛亮的《隆中策》其实也只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连孙权，北伐曹操”数策，却是蜀国始终贯彻的方针。古代兵家运筹，一向只画上中下三策，虽只两三端，一经运作，天下得失立见。不过当时虽是如此，对于需要借鉴的后人来说，两三策毕竟太过简易。《乾坤大略》共十卷，将天下成败剖析为十事，也就是十大端、十大方略。十大方略不仅互不重复，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各有先后次序，必须依次而行，不可以超前，不可以打乱，不可以增减，不可以颠倒。这十大方略是：一、兵起先知所向；二、兵进必有奇道；三、初战决战为上；四、决胜在于出奇；五、略地莫过招降；六、攻取必于要害；七、据守必审形胜；八、立国在有规模；九、兵聚必资屯田；十、克敌在勿欲速。十大方略不是可以更番尝试的十样招式，而是保举王业自始至终克成其功的一盘完整的棋局。就此一点而言，此书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兵书的特殊价值。
内容简介

《乾坤大略》是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乾坤大略》的指导思想是专论大端，即专论“王霸大略”。览天下之大势，求帝王之得失成败，阐述逐鹿问鼎、扭转乾坤的大方略。对于此一性质，作者王余佑明确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各有专书，不在此列。”
作者简介

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明末清初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岁。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直隶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亲名延善，字维婴。伯父名建善，字恢婴。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过继给伯父为嗣子。
兵法

兵略是一门实学。《孙子》中说：“兵者，国之大事。”《老子》也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语·周语》载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寇不可玩，玩则自焚，兵衅一开，天下震动。所以，在《乾坤大略》的开篇自序中，王余佑特别告诫说，该书所讲的十端方略，每一端都深蕴杀机，对于初学兵略者而言，它是一盘定局，要处处依照筹画庙算而行，不可以有一丝错乱，慎勿妄自揣摩。全书十卷共征引战例一百七十余条，每一卷中或多或少，每一条文字或长或短，都各有深意，不得妄自夸多，或妄为增益。只有识得了这是一盘定局，才可以知道它也是一盘活局，步步举措契机甚活，任用甚广。各卷之中，其前后左右中间皆有含蕴，皆须发明，皆待接补。书中所征引的战例，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尽者，有及而未尽者，都须看活，深切揣摩。每摘其一字，俱可作十日思、百日想。等到识得了这是一盘活局，便又自可明白它终是一盘定局。如诸葛亮《隆中策》，不过三言两语，足以定天下大势。又如读周瑜对孙权所讲拒迎曹操一段话而与《隆中对》相比照，足知天下英雄所见略图。
该书所引均为信史，源出古人的实战。时间上起春秋，下至元代，地域则包括中原、三晋、关陇、燕赵、吴越、荆楚、巴蜀各大区，可以说是囊括了古今四方。大凡六合之内，秦鹿之隐显，九鼎之轻重，已尽在其掌握之中。汉代藏书于秘府，东平王向汉宣帝上书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说：“《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许。”唐代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奏曰：“李靖且反！兵之隐微，不以示臣。”唐太宗责备李靖，李靖说：“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乾坤大略》实在也是这样一部不可随意宣泄的秘书。杜越一见此书，慨叹道：“此草庐中事业也！”王源也曾评论说：“此诸葛武乡之流也！”足见此书之重要。
作者

《乾坤大略》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王余佑也是一位奇人。
再说说作者王余佑，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明末清初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岁。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直隶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亲名延善，字维婴。伯父名建善，字恢婴。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过继给伯父为嗣子。崇祯十三年，王建善出任山西临县知县，王余佑也相随到了临县。王建善后调河南鲁山，王余佑也到了那里。入清，父兄罹难后，王余佑携伯父母解印归乡，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自号为五公山人，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晚年时，献县献陵书院邀请他前去讲学，为此又迁居献县，自称献县人。因之清代各种传记中述其籍贯，有时称其为新城人，有时又称其为献县人。
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初随定兴人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容城人孙奇逢，又与茅元仪、杜越、刁包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赏识。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的学术大师颜元（字浑然，号习斋）、李塨（字刚主，号恕谷）则为王余佑弟子，对王余佑雅相敬重。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 李塨也说：“春风满坐，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后，其长子王孚则亦以为李塨最能传其父之学。到王余佑在献陵书院讲学时，门弟子远近从游的多至数百人。
新城、易州、献县均相距不远。王余佑生长于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和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其治学则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主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诚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对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独行之风。王余佑虽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读书的态度决不是追仿时文或是空谈性理，而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其治学范围，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还擅长书法，风格遒逸。而对于清代极盛的考据之学，则多所忽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兴酣笔落，顷刻数纸，然而写后常随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顷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实学才能在当时已被誉称为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故事

有几件事很能说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他北方学者慷慨悲歌的任侠性格。
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阉党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
二是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者之意，继父王建善被调任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
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为县诸生，为人尚气义，曾以万金家产结客。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于易州，闻讯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于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两个从子余厚、于慎联合雄县人马鲁（一作马于）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却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已过继伯父为嗣，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驰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归，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余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自称五公山人，躬耕养亲，不求闻达，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有时登临峰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
王延善敦尚气义，散万金结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时人常称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
孙奇逢以奇节自许，但这并不妨碍他平易和淡与世往来。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务自刻厉，而于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用行。与人无睚畔，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无人忌嫉。王余佑也和其师一样，“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然而与人和易，从容简谅。晚年时，时乘牛车往来于上谷、渤海、嵩岱之间，儿童野夫见其过，皆聚迎随观，争相慰藉，说：“王先生来矣！”王余佑也时时停车，问劳而去。
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主将献陵书院时，他的布衣之交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买下二百亩田地馈赠给他。晚年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挫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馈赠，则介然不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对王余佑说：“余年五十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所说很能代表当时诸人的性格。
由此可知王余佑虽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由来有本的。他早年跟随孙奇逢学兵家言，以学习《孙子兵法》为主。他跟随鹿善继受学，鹿善继曾协助兵部尚书孙承宗镇守榆关四年，任赞画，有兵书《车营百八叩》传世。他的师友茅元仪更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所撰《武备志》有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兵书，茅元仪本人也曾随孙承宗督师辽东，任赞画、副总兵，方以智称赞他是“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为王余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也曾考论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成《酌古论》一书，对王余佑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时，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的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于兵法战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在王余佑之后，清初的北方学者中，颜元也是自幼学习兵法，于技击驰射无不精通，遇豪杰无论贵贱莫不结纳深交。王余佑死后二十年，为他作传的大兴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欢任侠言兵的奇士，其父为明锦衣卫指挥，又曾从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学，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当世之人视之蔑如，于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汉诸葛武侯（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为当北面武乡侯，而与陈同甫并驾齐驱以争先后。王源对人自然是少有赞许，况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对王余佑却能独加赞赏。王源在为李塨的父亲所作的《李孝悫先生传》中说道：“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征君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诸君子。”从王源对王余佑的评价中，也可以印证出他在兵法战略研究上的分量与价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时人称其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兵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使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恭曾将他车迎至家，传授枪法刀法。在王余佑的诸多遗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称《太极连环刀法》传世。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将理学、武学、兵法和慷慨任侠的性格合为一体，这样贯通成一种有根基、有渊源、有活力的实学。就此而言王余佑实非寻常文弱书生排比史事纸上谈兵之可比。清初盛传于北方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高举实学、实习、实用的大旗，而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在三十岁时就曾登门问学于王余佑，受到王余佑的很大影响。就此来看，王余佑完全可以称做清初北方实学的先驱。
再说到王余佑对清廷的态度。王余佑生当明末清初，父兄又为清人所杀，国亡家毁，对于满清异族统治不能没有抵触。只不过当时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过激烈的举动。《清诗纪事初编》中评论说他诗似谢皋羽（谢翱）、郑所南（郑思肖），文模陈同甫（陈亮），“然辞旨隐约，不作陵厉指斥之语”，也即此意。陈亮于谢翱、郑思肖均为南宋人，陈亮力主抗金，诗文豪放激越。谢翱曾参加文天祥的抗元义军，诗风沉郁，寓沦亡之意。郑思肖于宋亡后隐居苏州，更名思肖、所南、忆翁，墨兰不画土根，墨竹画苍烟斜月，皆寓对赵宋的思念。王余佑身上所表现出的抗清情绪可以从数处隐约察知。其一，他平生独慕陈同甫，为其有真英雄风度。而至垂老读史，“至谢皋羽、郑所南诸君，又未尝不掩卷流涕也”。说明他的个人情感已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时，值清兵入关，仇人诬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确实在半虚半实之间。王余恪入京赴难，不喊冤枉，而大呼“义军来赴死”，似是自服之辞。其三，入清后，王余佑先在五公山隐居三十年，又在献县讲学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当是一种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余佑在编定了《乾坤大略》的十卷之后，又专门搜集了江南对于北方的十次胜战，编定了补遗一卷。他说：“十卷中至矣尽矣，尚须补也与哉？曰：为十胜而设也。”“此十者，皆起于江东之师，以取胜中原。”“江南脆弱，谁不闻之？然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于南明之光复。王源对王余佑所著诸多兵书战略评论说：“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详其水平。后交李刚主，始闻其详。而今乃得读其遗书，抚卷流涕曰：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谓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说：隋代文中子隐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济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现在天下人才日下，没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许王余佑的弟子不同。王余佑的亲传弟子虽不能有所作为，但是日后只要是读过其书能私淑王余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虽数十百年之久，固无异于亲炙之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余佑“又何憾焉？”观其文意，似已预期数十百年后谋图翻覆之举。王源的这个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余佑的真意。而这反清复明的心愿，无疑更加突出了王余佑兵略研究中的实学特点。
王余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还有《居诸编》十卷、《诸葛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十三刀法》一卷、《文集》三十二卷，《涌幢草》三十卷，以及《认理说》、《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等。《居诸编》汇集古人经世之事而成，据《乾坤大略总序》所说“十年间胸中垒块悉谱之于《居诸编》一书”等语，当是作者较为注重的一部书。原书不存，其大部分内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编《灰画集》中，后者的书名亦取自王余佑诗“灰画何年计得成”。《茅檐款议》据《清诗纪事初编》称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该书与《通鉴独观》、《前著集》三书中，估计应有不少篇幅仍是论述军事地理与军国大略的。《太极连环刀法》今见于《蟫隐庐丛书》。《涌幢草》应是王余佑的诗集。今所传《五公山人集》是在王余佑卒后，由门人李兴祖（字慎斋）另外搜集、抄录的，后迟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直隶总督采进本为十四卷），其中诗五卷，文十一卷。
王余佑卒后，其遗书一说存于后人、家人之手，一说交与门人李塨。王余佑有二子，长子王孚，次子王咸。王咸早殇。王孚字曙光，曾与李塨同游，但在王余佑卒后，亦寻卒。不过据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余佑裔孙王懋亭（字茂才）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四库全书总目》子孙遂为献县人等语，王余佑应有后人传嗣。李兴祖在编定《五公山人集》时也说：“先生编纂甚富，几重压牛腰，今藏于家，未及行世。”但据《颜李师承记》所说，王孚将卒，使人招李塨至献县，“尽以五公遗著付之”， 李塨还选编了一种《五公文集》，并为王余佑写了传记。而在二十年之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确是在李恭处得以读到了王余佑的遗著。大概在李塨卒后，王余佑的遗著便也从此逐渐散失。
《乾坤大略》的编撰在《居诸编》之后，观其总序，当时王余佑仍在五公山隐居，而其署名中称献县人，似到其晚年在献陵书院时最后编定。魏坤《五公山人传》也说：《居诸编》、《乾坤大略》、《诸葛阵图》、《通鉴独观》诸书“皆山人所手辑也”。
据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和《颜李师承记》所说，《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该书既不按史书分类、又不依先后编年的体例而论，仍以《乾坤大略》的书名更为切题。
《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为王余佑“山中所手辑”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肃水（即安肃，今徐水）知县时，由当时的传抄本过录了一个本子，但所抄本的内容往往事不归类，舛驳颇多，甚为可疑。秦聚奎随后调任饶川（即饶阳），咸丰四年（1854），正逢王余佑的裔孙王懋亭到饶，带来了王余佑的藏书数种，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称此书为“原本”应该就是王余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将传抄本依据原本重校一遍，才知传抄本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固自融贯也”。当时正值太平军起，“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秦聚奎又据原本将此书重新校录，将传抄本恢复为原本。传抄本的主要问题，是较原本多出了十三条，其中一条是重出的，十二条是不类的。王余佑原书编纂时的体例，是各卷之间不避重复，所谓“一时俱有”，这样的重复全书共有五条，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条是于本卷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录时便删去了。不类的十二条则仍然保持传抄本的原状，而于各条下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小字。这时上距王余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过了二十余年，光绪五年（1879），《畿辅丛书》开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选刻的王余佑的著作，所依据的就是秦聚奎据原稿校录的本子。这是该书的首次校录，上距王余佑之卒已近二百年。
《乾坤大略》后来的版本，有宝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馆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都以《畿辅丛书》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