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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简述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参见十八家晋史。
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傅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特点
《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第四个特点是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评价
总评
《四库全书》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于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征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于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于《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于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迕，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耳。《音义》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于末焉。

优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例如《干宝传》中记载干宝之父妾陪葬十余年，开棺后仍能复生之事。《张华传》中提到吃“龙肉”之事，并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正统意识
《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为《晋书·载记》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启发了《晋书·载记》的正统观。一方面，《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以东晋为正统；另一方面，二书都对十六国的地位有所认同，前者不废其年号，后者称僭主为王。《晋书·载记》虽未沿袭后两条书法，但对十六国历史的认同，是有二书之影响在内的。
唐朝时已然华夷一体、天下为家，宽广胸襟的唐人多少还是把十六国历史载入正史之中，撰写正史《晋书》更创造性地采用本纪、列传与载记并列的形式，将十六国时的政权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对立的霸史，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适当的历史地位，尽管仍称僭伪，其实已经淡化了华夷观念下的正统意识。显示出唐人对十六国史较为开明的态度。
后世对《晋书》正统观的评价：《晋书》以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为列传，其理据颇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或者说，打破了正史与伪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的区分，是正史与伪史的区分；浑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晋书》这部正史。“载记”之体确实蕴涵着褒贬并存的复杂性。尤其是《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
陈寅恪（què）先生曰：“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而太宗复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汉世古文经学者于《左氏春秋》中窜入‘汉承尧后’之文，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为恒农太守’一节，皆藉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刘汉经师，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关。而其择术用心，遥遥符应，有如是者，岂不异哉!”唐前所修《晋书》，相传有十八家，而唐修《晋书》之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可以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是唐修《晋书》与前代《晋书》的最大不同，而不仅仅限于以前凉、西凉入列传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