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

玄奘(602年-- 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遍读佛典。因觉得当时佛典多有出入之处，令人迷惑，于是决定去印度取经。贞观元年时，他一人从长安出发，西行五万里，历时19年，到印度取真经，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玄奘拜住持戒贤为师，后升至该寺副主讲。在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其后，玄奘在唐太宗支持下在长安大慈恩寺设译经场，与弟子等人专心翻译所带回的佛典。
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55卷。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
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他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玄奘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河南省洛阳）；父亲陈惠，身高体壮、美眉朗目，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之所景仰，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又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续高僧传·玄奘传》所述，他俗姓陈名祎，出身于儒学世家，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便随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维摩经》等。“年十三，依兄长捷出家于洛。”
隋大业八年（612年），玄奘时年13岁，于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下简称《摄论》），达六年之久。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与兄长捷离开洛阳往长安，接着又赴四川，在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两法师处学习。次年，玄奘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又跟道基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论》，接着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隋大业十二年（618年），玄奘随其兄长赴长安居留，后入汉川，北至益州，适逢空、景二法师，从之受学。继而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武德五年（622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后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通过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他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要典《瑜伽师地论》作为依据，发扬法相唯识宗之根本理论。
在四五年里，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甚深的见地，闻名蜀中。但他并没有满足，武德七年（624年）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中西部），相州是当时摄论学的中心，玄奘从慧休学《杂心论》，又到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境内），随道深学《成实论》，再回长安从道岳听受《俱舍论》，并向武德年间来华的中印度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咨询佛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到玄奘时代，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经》、《成实经》、《毗昙》学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但玄奘师通过学习，深感真谛等古德译著不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
武德九年（626年），由中印度那烂陀寺来我国传授那寺学说的高僧波颇到达长安，在善兴寺译《大庄严经论》，传播戒贤的学说。这年，玄奘正在长安大觉寺，想必是受到波颇的启发，得知印度有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和佛学大师戒贤在那里讲授《瑜伽师地论》的信息，因而决心西行，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二十九岁的玄奘，发足西行。
西行取经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西行，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姑藏），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
贞观二年（628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苏联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631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通晓三藏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访师参学

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
佛学辩论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返国译经
643年，玄奘载誉启程回国，并将657部佛经带回中土。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结束了十七年的游学生涯，可谓满载而归，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玄奘从印度及中亚地区带回国的梵筴佛典非常丰富，共526筴、657部，对佛教原典文献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贞观十九年（645年)，此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在此期间，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译经之外，“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玄奘法师回国后翌年，即贞观二十年（646年）即开始组织翻经译场，首先在弘福寺翻经院进行，其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玉华宫等处举行，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玄奘初见太宗时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译经，但没有得到批准，被指定住长安弘福寺。
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在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显庆二年（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显庆三年（658）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玄奘归国后，一直想回家乡洛阳，潜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可唐太宗让他留在京师长安。玄奘只回过两次洛阳，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不过，他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以争取国家对译经事业的支持。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他还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全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不仅是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书传世版本很多，这三个古本，对校勘、研究《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玄奘又奉敕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天竺。
主要学说

五种姓说。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五种姓说，即把一切众生划分为声闻种姓、缘觉种姓、如来种姓、不定种姓、无种姓。认为根据人的先天素质可以决定修道的结果。玄奘在此总赅印度诸家的学说，对五种姓说作了系统的阐述。
唯识论。玄奘及其学派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皆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胃“唯识所变”。最根本的意识称作“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一切“种子”，是宇宙的本源。玄奘毕生致力于佛教事业，共事迹多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研究玄奘一派学说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识论》外，有“唯识三大部”，即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成唯识论演秘》。

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学系中就十分发达。世亲之后，经过陈那和护法的发展，因明和唯识学说就紧密地结合。玄奘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识量”。回国以后，除翻译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对因明辩论、论证的性质作了精细的发挥，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论进行了精细的分析。
传承弟子

玄奘之弟子。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新罗高僧圆测，为玄奘神足，新罗元晓，为华严大家；西域利涉，为护法名僧；南山道宣为之证义，乃律学宗师；玄应，义学名家；东塔怀素，后为新疏之主。
灵骨舍利
唐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圆寂。其灵骨初葬长安附近的白鹿原，当时朝野送葬者达百万余人。唐总章二年（669年），朝廷为之改葬“大唐护国兴教寺”（即兴教寺）。唐肃宗还为舍利塔亲题写塔额“兴教”二字。但之后千余年间，兴教寺却几度枯荣，历尽沧桑。唐中期开始，兴教寺已逐渐没落。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唐政府鉴于寺塔损毁严重，曾重修塔身。至于玄奘灵骨，一般认为唐末，天下大乱，为求保全，寺僧遂护携灵骨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至赵宋端拱元年（988年），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天禧寺住持可政朝山来此，在废寺危塔中发现法师顶骨，遂亲自千里背负，迎归金陵天禧寺供奉。需要指出的是，有十余位陕西学者通过考证，一致认为实际上葬于长安兴教寺的玄奘墓塔从未被发掘过。从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历代对寺院重修的记载甚多，但寺塔始终完好保存，特别是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的重修，增建圆测、窥基两舍利塔于玄奘塔两侧，都有力地证明了玄奘墓塔完好、其遗骸仍瘗藏在兴教寺内。同时，有专家认为“史学研究应当把宗教信仰与历史事实区分开，僧人可政传得‘顶骨’应属宗教性说法，不应当做史实看待。”因而兴教寺玄奘遗骨安葬地是历史定论，“发塔”等奇谈怪论是以讹传讹，不能成立。当然，事实情况到底如何，以上谜团是否能得以完全解开，都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法师顶骨由长干寺（即天禧寺，后更名为大报恩寺）东岗迁至南岗，建三藏塔安奉。清咸丰六年（1856年），该寺毁于战火。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改为金陵兵工厂。清同治年间（1862-1874）兴教寺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几成废墟。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余间，又先后由朱子桥、程潜增建及修葺塔亭、大殿、藏经楼、山门等，并补修了三塔。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从三藏塔遗址中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日军起初严密封锁消息，后因南京各界爱国人士抗议，汪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交涉，日方才不得不答应将顶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建成砖塔供奉；一份由当时的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本人分往日本）；一份即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的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而这后一份灵骨1945年由南京佛教界迎请到毗卢寺供奉，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两次拨款整修。现兴教寺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藏经楼等。当时被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后来经历了较多的分送、迁徙过程。首先，被日本人分出一部分迎往日本，辗转供奉于东京增上寺、慈恩寺和奈良药师寺等多处寺院。其间，1955年11月，应台湾佛教界之请，日方又分送一小块灵骨赴台，供奉在日月潭畔的玄奘寺慈恩塔内。留在北平的一部分灵骨，又分送国内四处道场供奉：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我国，提出礼请玄奘顶骨一事，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将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一份，由达赖喇嘛护送，在印度那烂陀寺玄奘学院建纪念堂供奉。1962年，慈恩寺内建立了玄奘纪念馆。大雁塔成为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译经的建筑纪念物。1963年为举行玄奘圆寂一千三百年纪念法会，又将顶骨奉迎至栖霞寺。
“文革”开始，南京市佛协将这份顶骨送至市文管会保存。1973年，一份顶骨舍利珍藏灵谷寺，作为镇寺之宝。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经有关部门批准，该寺将这份顶骨从文管会请回供奉，寺内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纪念堂正中心设13层密檐楠木塔，玄奘法师灵骨即安奉于此。
1998年9月，为在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中弘扬玄奘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南京灵谷寺分赠1颗玄奘顶骨舍利给台湾新竹玄奘大学供奉。2003年11月21日，为纪念玄奘诞辰1400周年，西安大慈恩寺又从南京灵谷寺迎请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安奉于新建的玄奘三藏院的大遍觉堂。
作品一览
大般若经

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瑜伽师地论

佛教论书。简称《瑜伽论》。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相传为古印度弥勒口述，无著记录。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
　　译本唐玄奘译。100卷。但在玄奘以前，已有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10卷（相当于奘译本35～50卷前半《本地分·菩萨地》，发现有和阗文译本残篇及《菩萨戒本》1卷（相当于奘译本40～41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善戒经》9卷（相当于奘译本《本地分·菩萨地》，和《地持经》相仿，但另有序品）和《优婆塞五戒威仪经》1卷（为《菩萨戒本》的异译）；陈真谛译《十七地论》5卷（相当于奘译本第1～3卷），《决定藏论》3卷（相当于奘译本50～54卷）等几种译本行世。
成唯识论

佛教论书。又名《净唯识论》，简称《唯识论》。玄奘糅译印度亲胜、火辨、难陀、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分别对《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而成。10卷。传说玄奘留学印度时，曾广收十家注释（每家各10卷），并独得玄鉴居士珍藏的护法注释的传本。回国后，原拟将十家注释全文分别译出，后采纳窥基建议，改以护法注本为主，糅译十家学说，由窥基笔受，集成一部。
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佛教史籍。又称《西域记》。12卷。玄奘述，辩机撰文。本书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贞观二十年（646）成书。书中综叙了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九年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国，玄奘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300多年前，他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大唐西域记》一书就是他西行途中的见闻实录。
如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有着世界级的知名度，这足以令他的家乡人引以为傲。
玄奘不愿还俗，但愿为朝廷出力，同时满足太宗想要了解西域的愿望，他口授了西行见闻，由弟子辨机写出，就是《大唐西域记》一书。
《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共12卷10多万字，记载了玄奘在西域亲历的110个国家和听说的28个国家。其中卷1所述为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2至卷11分述了印度各国概况；卷12则为返途所经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此书虽名为“记”，却并非单纯的游记，涵盖了这些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气候物产等，内容丰富，相当于当时西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如卷1写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县）：“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并注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资料详尽，超过了以往其他文献的记述。
卷2之首为印度总述，寥寥数语，道出了其疆土形状及气候特征：“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分区，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随后，书中用大量篇幅对当时印度各国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在玄奘之前，印度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现代，印度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如王舍城、那烂陀寺等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而发掘的。因此，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19世纪开始，这部书被译为德、法、英、日等各国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奘也从此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九死一生舍身求法的精神激励着很多后来者，鲁迅赞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也称他为“千古一人”。
“《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有记述，国内外不少人利用它进行局部课题研究，如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研究戒日王时期中印关系等，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认为，玄奘留下的这部著作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发挥重要作用。
《大唐西域记》一书现存版本较多，其早期版本主要有敦煌唐写本残卷、北宋福州刻本残卷、金赵城藏本残卷、南宋资福寺藏本残卷等。明洪武年间刻有南藏本，为其善本。“这些版本均为国家重宝，深藏国家级图书馆，民间藏家基本无缘得见。白河书斋所藏，只有一套清代刻本《大唐西域记》12卷。”
行脚僧图像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扶桑之旅”展览中，有一幅所谓的“玄奘画像”，画的说明提到，此画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依据中国请来样，于镰仓（1185-1333）后期绘制，绢本设色，135.1×59.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见右图）。此画自然让人们想到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西安兴教寺石刻。画中表现了一位中年的行脚僧人，长眉微须，身背经箧，经箧中清晰可见一卷卷经书，僧人右手持拂尘，左手持经卷。在僧人头的上方，从经箧上部垂吊下一盏小灯，让人们不禁想到漫漫求索路上，影伴孤身的行脚路程。值得注意的是画像上，高僧的耳朵穿有大耳环，颈项上挂有由九个骷髅组成的串饰、腰悬戒刀（见中插图1 ）（见中插图2）。如果按日本学界公认的此像为玄奘画像，那么，这种饰物该如何解释呢？如果假定这个僧人就是一部分学者认定的玄奘大师，如何理解玄奘的成就与画像的关系。本文试图解读画像的意义。
通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自玄奘由印度回来，一到于阗，就开始实施他的依国主而立佛法的想法，就与皇家“礼”上往来，而他的目的就是弘法，他争取的最大赞助家就是皇上。在李唐王朝，“道先佛后”的大背景下，玄奘的弘法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西行的成功只是玄奘弘法的一部分，最后的成功就是玄奘获得了皇室两代君主的赞助。由于玄奘的成功，使全社会对这种西行及弘法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在佛教界掀起一种思潮，就是诸多佛子踏上西行求法之路，“至若玄奘入印，声振五天，其后西行者数十辈，而义净亦因少慕其风而卒往天竺者也。玄奘大师促进佛教势力之功效，岂不大矣哉。这种思潮凝固在图像历史中，成就了一种广为流行的图像类型：行脚僧。
据说“日本朝圣僧常晓在公元838-839年间到中国旅行时，带回了一尊深沙神的塑像，他声称这是玄奘在沙漠中遇到的神，并进一步确定他是毗沙门天王的变体（他的仪轨由不空金刚译出），毗沙门天是唐代人的保护神，也是旅行者的保护神。12世纪日本的绘画显示这个神的形象是头发竖立的凶相，他的一只手向外伸，另一手抬起似乎正要打人，他的脖子上挂有七个骷髅头，臂膀上缠着蛇，两个膝盖处伸出象头，神的脚是爪子状（见中插图8、图9），在日本的平安晚期和镰仓时代，出现了木雕的守护神，称作jinja taisho。另一种深沙神是恶魔相，吴承恩在小说中说明它是由玄奘征服的，后来成为沙和尚。在两幅镰仓绘画中，玄奘获取了深沙神的骷髅项链，假定，这个骷髅表现的是玄奘的七次转世”（事实上，玄奘的骷髅饰是九个）。这样一个传说，背后是怎样一个事实，还不能确定。但通过深沙神与玄奘的关系，可知，玄奘的骷髅饰可能是取自深沙神的图像元素。因此，对于这幅画像研究的初步结论就有两种推断，一、这个画像中的骷髅饰样式是源自汉地佛教图像系统，骷髅饰与玄奘的保护神深沙大神有关。二、按密教图像传统，画中表现的玄奘像可能具有一定的密法性质。
玄奘圆寂于公元664年，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到皇室的青睐，成就非凡，圆寂后，对于他的纪念活动更是超过其生时。自唐末，即公元9世纪初开始，有关唐三藏的纪念物开始增多：唐太和三年（829），兴教寺之塔宇修建。接着由于玄奘的西行求法成功，《伴虎行脚僧》图本大量流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有12幅。另外还有：
　　公元850年，完成《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
　　公元935年，冥祥完成《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
　　五代至北宋时期，维吾尔语译《菩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完成。
　　公元1027年，玄奘的遗骨移至南京天禧寺。
　　从11世纪开始，有关《大唐西域记》及玄奘的传记类文字出现各种版本：
　　公元1041年，出《大唐西域记》的茶水图书馆本。
　　公元1071年，出《慈恩传》兴福寺本。
　　公元1126年，出《大唐西域记》《慈恩传》法隆寺本、《
大唐西域记》神田家本、《慈恩传》国立国会图书馆本。
　　公元1132年，出《大唐西域记》《慈恩传》兴圣寺本。
　　在这些有关玄奘西行及生平传记版本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出现了以玄奘为中心编撰的神话故事：
　　公元1134年，写本《打闻集》完成，它记录了玄奘遇百鬼夜行的故事。
　　公元1228年，张世南完成《游宦纪闻》。所引北宋末张圣者之诗中，可看出是《西游记》故事初期的雏型，三藏有猴与马陪同。
　　镰仓（1185-1333）前期，完成以《慈恩传》为根据的故事《宇治拾遗物语》，以及出现玄奘的《平家物语》。
　　公元13世纪末，临安(杭州）刊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在文字材料大量出现之后，图像材料也开始出现：
　　公元11世纪，日本平安时代，具有肖像性质的绘画作品“慈恩大师像”完成（奈良药师寺藏）。
　　公元1136年，石山寺的观佑，描绘含玄奘坐像的仁和寺本《高僧图像》。
西夏末，壁画《玄奘取经图》，被描绘于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窟及东千佛洞）。
　　元初（1281-1295），绘本《唐僧取经图册》完成。
　　镰仓时期（1185-1333），笠置寺般若台安置《大般若经齐六角厨粉扉绘》，绘有玄奘，玄奘与深沙大将登场的西大寺本《释迦十六善神像》，奈良南明寺藏以及日本个人藏14世纪的两幅《玄奘三藏十六善神图》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玄奘三藏像》制作完成。此画像据（1488）《实隆公记》记载，作者是镰仓时代末期的宫廷绘所绘师高阶隆兼（其中《玄奘三藏十六善神图》之玄奘与东京博物馆所藏之玄奘图式与兴教塔线刻本造型完全一致（见中插图19，都有耳环与骷髅项链）。
　　公元1457年，描写法相宗传承的《玄奘三藏绘》12卷，出现于《寻尊大僧正记》。
　公元1487年，《寻尊大僧正记》，记载兴福寺《玄奘三藏影》。以上材料，从图像上看，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伴虎胡相行僧，一种是带骷髅饰、与兴教寺一致的汉相行僧。胡像行僧后来逐渐归入十八罗汉中，而汉相行僧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粉本出现在宋元时期宗教或世俗绘画中。《大正藏》图像卷中留有许多大师的画像，其中也有玄奘法师像（见中插图20），这些像式，可能影响到了日本，他们依照这些图样画出着彩的大师肖像，时间多集中在镰仓时期，即12-14世纪。这些画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现的法师多为一个一般出家僧人相：剃发，着僧衣，手持经夹。但随之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带耳环饰骷髅串的造型是如何出现的？审视现存画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骷髅饰的玄奘像的出现，事实上是与深沙大神像的出现有关。同时还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量地出现肖像式的玄奘大师画像，也就是在皇帝授意下，由宫廷画家绘制的人物画像，是没有画像的传统吗？当然不是。中国一直有以绘画记事的传统，如步撵图、昭军出塞等，玄奘这位轰动一时的人物，没有得到皇家的图像记录，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也记录有为法师等十人画像之事：“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但是，今天似乎已不可能看到吴智敏所画的法师及九大德像了，这是《传》中唯一一次记录为法师画像的内容，但这仅有的一次画也是一次集体画像，不是单独为法师作画，那么为什么皇家没有命皇室画手画一幅有意义的大师像呢？日本所存具密法性质的大师像又是源自何处？皇家对于绘制大师像的沉默，是否体现了皇家赞助人对于佛教的真实态度呢？事实上，日本的玄奘像就是仿制了中国的原形，但中国的原画丧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留下别的踪迹。
轶事典故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东欧和中亚交通要冲的十字路口，是世界上少有的 “双重内陆国”（所有邻国都是内陆国），也因此被认为是“中亚之心”。玄奘曾在乌兹别克洒佛教火种。（博物馆留物证）
塔克西拉

塔克西拉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厚的渊源。据史料记载，公元405年晋代高僧法显到达此地，幷居住了长达6年之久，不过当年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公元650年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整整两年，在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他以优美的文字描述塔克西拉：“地称沃壤，稼蔷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如今，玄奘的讲经堂遗址仍然保留着。
呾蜜国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主管卡齐姆·阿卜杜拉耶在北京大学作主题为“古铁尔梅兹城及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学术报告时指出，古铁尔梅兹城及其附近地区佛教文化遗存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41] 玄奘在赴天竺取经途中沿河谷到达古铁尔梅兹城。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该城的佛教状况：“呾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窣堵波（即佛塔）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
方志记载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世人尊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原籍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唐代僧人，旅行家，佛教经典翻译家，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始人。13岁出家，20岁在大慈恩寺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离长安前往天竺（今印度）游学求法，途经中亚、阿富汗等地，饱经风霜，历尽艰险，最后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从戒贤学佛5年余。由于学识出众，精通50部经律论，获得佛教“三藏法师”的崇高地位。十六年（公元642年）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上任主讲，获得印度众多名僧的赞赏。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其辗转往返17年，行程数万里，“所闻所履，经历128国”，并带回大小乘经律论共520英、657部及佛像、舍利等。玄奘回长安后，应唐太宗的要求，撰写了一部介绍西域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山川地理的著作《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得到近代科学家多次验证，印度考古学家依据玄奘所记的路程与方位，先后找到并发掘出几十处古城、古建筑遗址，近代探险家斯坦因重走了一遍玄奘从瓜州到伊吾的沙漠途径，发现玄奘记下的里程十分准确。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译从印度带回的大量佛教典籍，以19年时间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玄奘创立了法相宗（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其弟子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朝鲜、日本等国的入唐学问僧，法相宗在日本流传至今，仍是日本一大宗派。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冬，玄奘迁居宜君玉华宫继续译经，因积劳成疾，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圆寂。初葬于长安东郊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将其骨灰迁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畔，并建兴教寺，立舍利塔。
历史评价

真诚学习

玄奘法师自出家以后，在各地参访学习佛教大小乘教典。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有限，很不完备，众师解说不同，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于是为了“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虽未得唐太宗批准，仍偷渡出境，冒险寻求真理。
不顾安危

在西行路上，备经艰难险阻，走过八百里大沙漠的行程，情况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法师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这种为法忘我、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行愿。
寻求真理

法师西行，历经50余国，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经典，还有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在那烂陀寺依止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等，被选为深通三藏的十德之一。法师通达内外、大小、空有教义，并能会通融合、登峰造极。
建正法幢

法师为破斥外道邪说，捍卫真理，写出《制恶见论》；为融合般若瑜伽，建立中道观，息灭空有之诤，写出《会中论》。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无人能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又应请参加无遮大会，受到帝王、宰官、僧俗群众的尊崇。
热爱祖国

在西行的道路上，被高昌王阻留，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回国以后，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成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因明乃至制石蜜技术等介绍传入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诲人不倦

法师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译经十九年，共译出经论75部，总计1335卷。其数量之巨、译文之精美、内容之完备信达，实超前代译师，后更无与伦比。法师白昼译经，晚上继续，三更暂眠，五更复起。除译经外，每天晚饭后还要抽出时间，为弟子讲演新译经论，解答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与寺中大德研讨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融会贯通。其译业彪炳、不辞劳瘁，讲学论道、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空前卓绝的。
影响深远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学时曾受到了当时全印度举国上下的尊敬。法师返国时，唐朝太宗皇帝也亲自出迎，并希望法师出任大臣，但被玄奘法师婉言谢绝，后法师圆寂时，朝野送葬者竟达数万人。玄奘法师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实为罕见，所以鲁迅先生也赞叹玄奘法师为中国历史上堪称“民族脊梁”的优秀杰出人物。
又如西安“玄奘三藏法师院”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内设有玄奘纪念堂、玄奘事迹陈列馆和讲经堂；玄奘法师的部分灵骨在本世纪还被迎往到日本供奉，1955年经周总理同意，我国政府又分赠部分法师灵骨与印度政府，安放在法师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1998年，由198人组成的台湾省玄奘法师舍利奉迎团也来到北京访问，准备迎请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到台湾省供奉在三藏纪念塔内，希望让玄奘法师的光芒永远照耀全台湾省所有人士的心，台湾省也创办有玄奘大学，就是为了玄奘法师的精神能够永远活在学子们的心中。
照亮印度

“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的评价，而让玄奘赢得如此赞誉的是一本名为《大唐西域记》的书。
《大唐西域记》为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玄奘在成书之时曾进表于唐太宗：“所闻所历一百二十八国，今所记述，有异前闻，皆存实录，非敢雕华，编裁而成。
”全书12卷，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百余个国家的情况。《大唐西域记》不但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为后世保存了珍贵史料，而且对中国日后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唐西域记》实际是一部玄奘西行的实录。玄奘在西行求法的征程中，所到国家上百，山河城关成千上万，观礼佛寺宝塔成千上万，亲历事故和接触的人物不计其数，而《大唐西域记》将他每走一地所处方位、距离多少里、国体民情、风俗习惯、气候物产、文化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哪个寺院所奉某乘某宗，僧众多少，是何人讲什么经，多少卷等，都写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被后来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所佐证。
如今在印度，只要读过小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玄奘的。印度人知道玄奘，一是通过民间传说，二是通过教材，在印度很多教科书中就有关于玄奘的故事，其中课文《佛的影子》，讲的就是玄奘如何感化一伙强盗的故事。印度如此推崇玄奘，主要是因为玄奘在印度历史上有着非常独特的贡献。印度人没留下文字历史，其历史多存在于传说之中。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的历史天空“曾经一片漆黑”，印度人不知道佛教发源于本国，也不知道自己国土里掩埋着那么多辉煌的过去。
《大唐西域记》像一把火炬，照亮了印度尘封已久的真实历史。1300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也是根据这本详细的史料发掘出来的。中世纪印度的历史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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